卡林·諾爾-塞蒂納（Karin Knorr-Cetina），1944年7月19日生于奧地利格拉茨，是奧托·博爾謝特（Otto Borchert）杰出服務教授和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以其認識論和社會建構主義著作聞名。目前專注于全球微觀結構（Global Microstructures）和金融社會研究。
我的主啊，事實就像奶牛。如果你以足夠銳利的目光直視這些事實，這些事實通常就溜走了。
——多蘿西·塞耶斯
事實與建構
多蘿西·塞耶斯這種奶牛與事實之間的類比，既隱藏著一種哲學的觀點，又包含了一種方法論的觀點。由于這兩種觀點貫穿于整本書中，因此我將首先對此加以詳細討論。這一哲學的觀點是，事實并不是我們能想當然地認為或者認做是建構知識的堅實基礎的某種東西。實際上，事實的性質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以至于正視這些事實的問題經常會把這些事實“嚇跑”。這一方法論的觀點是，人們不得不長期地、不妥協地直接面對這些問題。如同奶牛，事實已變得相當“馴化”，以便來處理一般的事物。
“事實就像奶牛，如果你以足夠銳利的目光直視這些事實，這些事實通常就溜走了。”[圖源：shangyexinzhi.com]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哲學家們就已認識到事實的確存在著問題。實際上，對事實性質的探索——對知識性質探索的核心——是認識論理論擴展的一個主要理由。將這一問題定位在何處并且如何處理它，是爭論的關鍵所在。譬如，康德把這種探索看做是尋求一種純粹科學的可能性條件，并且他從人類意識的范疇構成中找到了答案。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今天人們經常討論的其中一個概念認為，事實問題的核心不存在于人類意識中，而存在于社會歷史上。其建議就是提示出生產的社會關系，而人們認為知識性質來源于這種生產的社會關系。
近來的各種知識理論已傾向于把問題從認識主體對事實的建構轉移到其他各種定位。最有影響的或許就是向科學推理的邏輯轉變，這種科學推理的邏輯是由某些人所謂的客觀主義所倡導的對客觀主義者而言，世界是由事實構成的，知識的目標是提供一種關于世界是什么樣子的原原本本的說明。科學的經驗規律和理論命題就是用來提供這些原原本本的描述。如果經驗規律和理論命題實事求是地描述了一個外部的事實性世界，那么，對“事實”的意義和聯系的研究，就變成了對規律和命題的意義和聯系的研究。如果科學說明的知識是科學表述的實在性，那么，對“實在”性質的研究就變成了一種對科學說明的邏輯如何保持類似定律的“實在”結構的研究。
但是，還有其他的看法。譬如，按反實在論的觀點，正是最后的這一問題需要顛倒過來。我們由旨趣驅動的、運用工具產生的世界秩序，為什么應該反映自然中的某種固有的結構？事實性問題不是存在于科學之外，而是存在于知識本身之中。費耶阿本德指出，科學僅僅是與其他族的信念平等的一族信念。信念系統在社會和歷史與境中發展。因而，對事實性的研究就是對歷史和社會生活的研究。但是，如果科學像阿贊德的魔術那樣僅僅是一種信念系統，那么客觀主義者就可能爭辯說，我們難道不能推斷出這兩種信念系統是可以互換的嗎？如果這種觀點是不可思議的，那么豈不是意味著這種論點本身就是一種樸素的懷疑論？這種觀點為了確立知識的相對性而另外假設了社會的和歷史的與境，但這種觀點在它無視這些社會和歷史與境的意義上，豈不是與自身不一致？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唯心主義的標志就是，忘記實在性既不是偶然地被建構，也不是在自由選擇的條件下被建構的。考慮到與懷疑論者“怎么都行”相似的觀點所能解釋的東西，人們已把實在論稱為“沒有使科學的成功成為一種奇跡”的惟一構想。
那么，我們能否說：事實性的問題要被定位在科學成果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一致性中，并且要在科學程序的充分描述中找到該問題的答案？對這樣的建議，不只有一種否定性的回答。起初，盡管客觀主義（與馬克思一致）強調限制科學成果的制約因素（這里指自然），它本身卻不在意這些科學成果的建構特性。皮爾斯已經論證過，被客觀主義所忽視的科學研究的過程（它的“發現與境”）本身就是使實在性的客觀化成為可能的參照系統，這已成為皮爾斯著作的主要觀點。
因而，事實性的問題是解釋與證實的問題，同樣也是通過科學程序的邏輯而對世界進行建構的問題。盡管玻姆、漢森、庫恩及費耶阿本德的工作或許在結果上沒有建立令人滿意的科學成功的模型，但人們一般認為他們的工作指明了科學觀察的意義變異或者科學觀察對理論的依賴性。這種意義變異是通過科學對事實性進行積極建構的另一個方面，并且對客觀主義形成了最大的困擾。
這里同樣相關的一個事實是，那些不需要客觀主義基本假設的科學成功的模型，既是可以想像的，又是似真的，并且已經在各門科學內部被提出。例如，神經病醫生早已常常使用行為治療法，來成功地處理嚴重和輕微的神經錯亂，對此他們宣稱沒有也不需要任何在描述上充分的解釋。或許一個更好的例證是從貓那里逃走的耗子。我們是否必須假定耗子逃跑是因為在它的頭腦中有一個正確的表象：貓天生就是它的天敵？或者這樣說是不是更合理：任何沒有從它的天敵那里脫身的物種將不再存在，而留給我們的僅僅是那些逃走的物種？就像進化本身的進步，科學的進步可以與某些機制聯系在一起，而這些機制并沒有假定知識模仿自然。
最終，客觀主義已經受到來自自身隊伍內部的批評，因為它假設了一個通過事件的持續關聯并以定律似的方式建構的事實世界。按照這種批評，事件的持續關聯是由于實驗室工作造成的，這種實驗室工作產生了一些封閉的系統，在這些系統中，確鑿的結果是可能的和可重復的。但在實踐中，這樣的持續關聯是極少的例外——就像預測的成功一樣。因而，科學提出的定律是超越事實和類似規則的，而非在描述上是充分的。因此說，科學在實踐上的成功，更少地依賴于規律本身，更多地取決于科學家分析整體境況的能力、同時在幾個不同層次上思考的能力、識別線索的能力以及把完全不同比特的信息拼合在一起的能力。正如玩任何游戲，獲勝更多地取決于人們在由這些規則所創造的空間中的作為，而不是取決于規則。
云室（Cloud Chamber）是個用來偵測游離輻射的粒子偵測器，圖為首張觀測到正電子存在的云室照片。[圖源：tieba.baidu.com]
巴斯卡的分析提出，在“科學的成功”與經驗實在論做出的假設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而且，實際上可能必須采用與解釋和預測之間的對稱性論題不同的理由解釋科學的成功。實用主義與懷疑論都把這種科學的構成性作用歸因于科學研究。巴斯卡的“先驗實在論”對這種構成性作用增添了另外一個內容，即，實驗者是被創造的一系列事件的因果活動者，事件之間的關聯不是被預先提供給我們，而是被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同時，他堅持人類向自然提出的問題必須以一種自然能“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并且把科學儀器看做“被設計出來譯解自然詞匯的手段”。
目前這項研究的目的是，探索那些事件之間持續的關聯如何在實驗室中被創造出來（暫且不談關于自然詞匯的任何假設）。我們不把經驗觀察看做是以一種自然所能理解的語言向自然提出的問題，而是將認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學的“構成性”作用的情況，并且把科學的研究看做一種生產過程。我們不把科學成果看做以某種方式捕獲隨便什么東西，而將把科學成果理解為從所有存在的東西中選擇性地挑出、轉化和建構出來的。我們不考察在科學與科學所描述的自然之間的外部關系，而是將思考科學事業中那些我們認為是建構性的內部事件。
關于單詞“事實”（fact）的詞源學，把事實揭示為“已經被制作出來的東西”，與其在拉丁語中的詞根facere即“制作”是一致的。然而，人們傾向于把科學的“事實”認做是已知的實體，而非建構物。在目前這項研究中，事實性的問題被重新定位，并被視為一種在實驗室中建構的問題。而且，很清楚，我們要超越哲學的知識理論及其客觀主義（或反客觀主義）論題。但是我將論證，一旦我們把科學成果看做是建構過程的首要結果，那么我們就能開始用諸如有些人提出的經驗知識論來替代那些哲學知識理論的客觀主義（或反客觀主義）論題。
建構主義的解釋之一：自然與實驗室
我們如何為這一主張——即應把科學研究看做是建構性的而非描述性的——進行辯護？我們所說的這種特殊的限定究竟是指什么呢？回答第一個問題可能相當簡單。甚至在科學研究的世界中最短暫的參與也表明，真理的語言與假說檢驗（以及描述主義的研究模型）對處理實驗室工作來說是不充足的。譬如，在實驗室的哪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對描述主義的解釋至關重要的“自然”或“實在”？科學家所處理的大部分實體，即使不是完全人工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預先建構起來的。
究竟什么是實驗室？在一個由桌子、椅子構成的工作空間內儀器和設備的一種當地累積。抽屜里充滿了一些小器具，架子上擺滿了化學藥品和玻璃儀器，冰箱和冷藏箱里放滿了仔細貼上標簽的樣品和原材料：緩沖溶液、磨得細細的苜蓿葉子、單細胞蛋白質、來自被化驗的老鼠的血液樣品與溶菌酶。所有原材料被特地種植并有選擇性地培育出來。多數物質和化學藥品被凈化，而且從服務于科學的工業或者從其他實驗室中得到。但無論由科學家本人去購買還是自己去準備，這些物質與測量儀器、桌面上的論文一樣，都是人類努力的成果。看來似乎不能在實驗室里找到自然，除非從一開始自然就被定義為科學研究的成果。
人們習慣上把真理歸因于科學，不過我們同樣也不能在實驗室里發現對這種真理的探索。固然，科學家的語言包含了無數有關何為真或何為假的指稱。但這些指稱的用法與我們在各種實用的和修辭的功能中這一術語（真理）的日常用法沒有什么不同，并且這些實用的和修辭的功能與認識論的真理概念沒有多大關系。如果存在一種似乎可以控制實驗室行動的原則，那么，它就是科學家對使事物“運行”的關切，這種關切表明一種成功的原則，而不是一種真理的原則。毋須贅言，使事物運行——產生結果——并不等同于試圖對它們進行的證偽。產生一些不顧潛在的批評的結果，也并非是實驗室所關心的問題。科學家通過參與和辯駁出版以前的批評性問題而防范以后可能出現的攻擊。科學家關于事物如何運行、為何運行和為何不運行、為使它們運行而采取步驟的詞匯，并沒有反映某種形式的樸素實證主義。而這種詞匯事實上是一種話語（discourse），這種話語適合在被稱為“實驗室”的知識作坊（workshop）里對知識進行的工具性制造。使事物運行取得的成功，與追求真理相比，是一種更世俗的追求，并且這種成功通過出版物在科學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變成榮譽。因此，正是成功地使事物運行這一點被強化為科學行動的一種具體和可行的目標，而非強化為從未完全實現的遙遠的真理理想。
但“真理”和“自然”不是實驗室惟一的受害者。觀察者會發現，要確定那些經常與科學相聯系的“理論”是同樣困難的。在實驗室中理論采用了一種特殊的“非理論的”特征。理論隱藏在對“發生了什么情況”與“實際情況如何”部分解釋的背后，并且把它們自己偽裝成對“如何理解它”這一問題的暫時答案。使實驗室理論變得如此非理論性的原因，是缺少與工具性操作的任何分離。相反，實驗室理論作為推論性的具體化實驗操作呈現在我們面前，并且依次被編織到實施實驗的過程之中。
為代替人們所熟悉的這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異化，我們發現了一種行動認知之網，我們可能不再充分地把一個理論公認的概念應用于這種網絡。按照科學家本人的觀點，處于研究中的理論更類似于政策，而非信條這樣的政策使解釋與策略性的機智、巧妙的計算融合起來，并且被方法論“如何做”的規劃所維持。如同關注使事物運作一樣，政策必然與一種利益與結構相聯結。這么說來，純粹的理論就可能被稱為一種幻想，即科學從哲學那里保留下來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