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史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宣傳斗爭與章炳麟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宣傳斗爭與章炳麟

戊戌變法運動的失敗，使中國人民認識到：維新運動不能解決救亡圖存的問題，必須用武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統治。

孫中山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于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這是革命派；康有為的殘余勢力也逃到日本東京，這是立憲派。這兩派是中國20世紀初期兩大政治勢力，各在日本東京設了宣傳機關。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新民叢報》，其總編輯是梁啟超；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其總編輯是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學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參加戊戌變法運動，后來組織了一個革命的黨，名“光復會”，以排滿為宗旨，和同盟會的總綱有一部分相合，因與同盟會合作。章炳麟為《民報》的總編輯兼發行人，和《新民叢報》相對立。章炳麟在東京的時候，有不少革命的留學生和革命者向他學習國學，他和他的學生們在中國經學、文學、詩學、哲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稱為“章門”。他的著作很多，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為《章太炎全集》（以下簡稱《全集》）。

第一節 《民報》與《新民叢報》斗爭的要點

《民報》曾把當時和《新民叢報》斗爭的要點歸納為十二條，稱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民報》第三期號外）。其中有：

“一、《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

“二、《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

“三、《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

“五、《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同時主張政治革命。”

“六、《民報》以為，國民革命自顛覆專制而觀，則為政治革命，自驅除異族而觀，則為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以為，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

“十一、《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

“十二、《民報》鑒于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民之具。”

在這個文件里，《民報》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綱領做了一個針鋒相對的對比。

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要求的內容和實現要求的手段都是絕對不相同的。維新派主張的開明專制和君主立憲，其專制的君主，具體地說，就是清朝的皇帝。他們反對以排滿為內容的種族革命，也反對以“民主共和”為內容的政治革命，更反對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社會革命。他們認為“只須要求”，反對暴力。他們在一切方面都是和革命派對立的。

維新派的主張確是如此說的。當時《新民叢報》的總編輯是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1873～1929）。他在《新民叢報》中，根據康有為的“三世”說，認為進步要有一定的階段，在行民主共和之前，須先行君主立憲。而且立憲也不是馬上所能做到的，還要等待。“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至于社會革命更是他所懼怕的。他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相提并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第七十五期）他怕的是革命派“利用此（革命）以博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

第二節 章炳麟對于康有為的駁斥

《民報》所提出的十二點是革命派對立憲派所作的批判。在此以前，章炳麟已經以個人名義對于康有為的言論作了駁斥。

漢族與滿族之間的民族矛盾，自明末清初以來，一直繼續存在。這個矛盾從太平天國以后，又激化了。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以后，漢族反對異族統治的民族主義思想，成為推翻清朝統治的一個革命武器。章炳麟是這種民族主義思想較早的一個傳播者和鼓動者。

康有為向在美洲的華僑宣傳說：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章炳麟針對康有為的論點痛加駁斥。康有為反對排滿，主張“不論種族異同，唯計情偽得失”。章炳麟駁斥說：種族異同不能不論，滿族和漢族確是不同的民族。即就“情偽得失”而論，在清朝的統治之下，漢人確切是在各方面都受嚴重的壓迫。他向康有為指出：“載湉（光緒皇帝）者，固長素（康有為字）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集》第四冊，第178頁）

康有為的另外一個論點是說，革命必須有很大的犧牲。“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炳麟駁斥說，革命固然是要流血，但立憲也不是可以用口舌要求得來的。英、奧、德、意以及日本，都是實行君主立憲，這些國家的國民，都是經過血戰才能得到“自由議政之權”。章炳麟指出，維新派請求立憲，這是一個笑話。他說：“豈有立憲而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他指出，如果皇帝賜予立憲，還是君權專制，并不是立憲。

章炳麟和當時的革命派初步認識到，在政權轉移的問題上沒有和平過渡的可能。統治者決不會自動放棄他的統治。即使在所謂“立憲”中，專制君主放棄了一部分統治權，這也是武裝斗爭的結果。

章炳麟對于革命的信念是堅定的，他說：“長素以為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為反唇相譏，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后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華盛頓）、拿（拿破侖）二圣，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后，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后，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集》第四冊，第180頁）這是說，人不是在學習怎樣革命以后才能進行革命，因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學習革命。

章炳麟又說：“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方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于前者。”（《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集》第四冊，第181頁）就是說，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綱領和政策都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只有在革命實踐中，才可以逐步提高。章炳麟說：“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集》第四冊，第181頁）這就是說，革命的實踐對于人民，是奪取政權的最有效的斗爭武器，也是提高政治水平的最有效的學習方法。

章炳麟又指出，康有為所以主張立憲，因為在立憲中，滿人可以借立憲之名，維持滿人統治漢人的地位。他說：“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為之耶？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集》第四冊，第178頁）

從階級的觀點看，立憲派所代表的是半資產階級、半封建思想，革命派所代表的是全資產階級思想。從戊戌變法的1898年到同盟會成立的1905年，不到十年之間，政治活動家和領導人的思想已經大變了，原來主張變法的已經成為守舊的了。近代維新進入現代革命，是急轉直下的。

第三節 章炳麟對于康有為今文經學的評論

本書第三冊講過，兩漢經學中的一個主要斗爭是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斗爭。今文經學尤為突出的是以《春秋公羊傳》為基礎的公羊派。《公羊傳》認為，孔丘受天命為王，因其并沒有實際的王位，所以作《春秋》以為一王之法，實行這個法的是漢，這就是“為漢制法”。從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看，“為漢制法”就是為中國封建社會制法。中國奴隸社會的社會制度行不通了，新的封建社會就要改制。公羊學家用孔丘的旗幟為改制的根據，這就叫“托古改制”。到了近代，中國社會又要改制了，康有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就是一種改制。康有為又打出公羊學的旗幟，作為改制的根據。康有為的一系列經學著作都是為戊戌變法服務的。

章炳麟的《檢論》是他早年鼓吹革命的《訄書》的修訂本。《檢論》第一卷也先談到種族的問題，但是到第二卷就轉入經學的問題了。章炳麟特別反對今文經學所主張的儒家經典是孔丘創作之說，認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以《春秋》為例說：“《慎子》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莊生亦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志者，古文識字，其字詁曰：史，記事者也；事，職也；職，記微也，識常也。微為徽號，常為旗志。故志者，史官所記當世徽號，謂書契圖象之屬矣。事亦從史，而義為記徽。《春秋》，往昔先王舊記也。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此由史官皆自周出，而諸侯史記當臧王官，不可私宲，故曰'天子之記’。”（《全集》第三冊，第407～408頁）章炳麟的這一段話，說明《春秋》本來的性質是一種史官的史書，并不是孔丘的創作。

章炳麟認為，不僅《春秋》為史官之書，《六經》都是史官之書。他說：“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答鐵錚》《全集》第四冊，第371頁）章炳麟把《六經》看成是歷史，是與康有為的主張針鋒相對的。這一點在他對《春秋》的評價中表現得最清楚。

章炳麟說：“綜觀《春秋》，樂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捍種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今以立言不朽，為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檢論》卷二，《全集》第三冊，第412頁）照這段所說，《春秋》的貢獻不在于“誅亂臣賊子”，而在于“攘夷狄，捍種姓”。孔丘之所以稱贊管仲，也在于此。然而，春秋時代的霸主，其功只及于一世，而孔丘提倡《春秋》，其功及于百世，他是“百世之伯主”，但并不是“素王”。所以他說：“世儒不明，或言孔子素王，將定法制以待漢家。漢法既不原本《春秋》，而孔子又不能草具儀法，徒以時事寄言，令人占射，其拙甚于上古結繩。若將自任素王者，是乃規為更姓改物以創制而旌其伐。”（《檢論》卷二，《全集》第三冊，第412頁）這是對康有為明確的批評。章炳麟和康有為都是尊崇孔丘的，但他們所持的理由不同。康有為尊崇孔丘是因為其“托古改制”，章炳麟尊崇孔丘是因為其“攘夷保種”，兩個人在經學上的主張都是為他們的政治主張服務的。

章炳麟的經學也是當時所謂“國學”的一部分，他的國學研究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是跟當時的種族革命相結合的。他說：“故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答鐵錚》，《全集》第四冊，第371頁）他認為，研究當時所謂“國學”有提高民族主義的意義。這里所謂“民族主義”，就是滿漢斗爭。當時有革命思想的人也都是這樣想的，也都是這樣看的。當時上海有一個刊物，名為《國粹學報》，被認為是一種革命刊物。章炳麟在東京一面鼓吹革命，一面提倡國學，當時的人認為這兩方面是一致的，他提倡國學也是他的革命活動。

在《國粹學報》紀念出版三周年的時候，章炳麟作了一篇祝詞，其中說：“部婁無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國制法自己，儒、墨、道、名尚已。雖漢、宋諸明哲專精厲意，慮非島人所能有也。自棄其重，而倚于人，君子恥之，焉始反本以言國粹。”（《〈國粹學報祝詞〉》，《全集》第四冊，第207頁）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君主立憲一舉成功。中國的維新派推崇日本，事事都要向日本學習，章炳麟認為可恥。他的這一段話是為提倡國學辯解，也是對中國維新派的批判。

在種族問題上，康有為擁護滿人的統治，章炳麟主張排滿；在政治問題上，康有為主張立憲，章炳麟主張革命；在經學問題上，康有為主張今文，章炳麟主張古文。在這三大問題上，他們兩個人都是針鋒相對的。從歷史發展的大階段看，孫中山是康有為的對立面。從其中的細節看，章炳麟是康有為的對立面。

第四節章炳麟所理解的社會革命

章炳麟承認，在革命成功以后必然要實行民主共和，但是他反對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他說：“議院者，受賄之奸府；富民者，盜國之渠魁。”他指出，議會中的議員，“大抵出于豪家。名為代表人民，其實依附政黨，與官吏相朋比，挾持門戶之見，則所計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黨之為。故議院者，國家所以誘惑愚民，而鉗制其口者也”（《五無論》，原載《民報》十八號，《全集》第四冊，第431頁）。這就是說，在他看來，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其議會是欺騙人民的工具。

章炳麟是從左的方面反對舊民主主義革命；康有為是從右的方面反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然而，舊民主主義革命是勢在必行，章炳麟和康有為各以不同的原因，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就章炳麟本人說，他是宣傳民族革命的前鋒，提倡傳統國學的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