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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談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這是事后的講述，因為如今黨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使得我們在談及黨的成立時，根本無法忽視其深遠的歷史意義。但要知道，歷史往往是當局者迷，而我們以旁觀者的視角去審視，或許能更接近真相。 中共成立之時的13位代表，從籌建過程的曲折經(jīng)歷來看，當時并沒有多少人看好這個黨。就連早期參與籌建的一些領(lǐng)導(dǎo)同志，對于這個黨未來能有多大成就、能做出多大事業(yè)，在建黨之初也沒有清晰的認識。 這里面就包括被譽為“南陳北李”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是早期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創(chuàng)始人。那為什么他們都沒能出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一大”呢？這不得不說是中共黨史以及中共“一大”歷史中的一大憾事。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在上海市興業(yè)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是兩棟磚木結(jié)構(gòu)的兩層石庫門樓房。其中一棟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漢俊和其哥哥的寓所，另一棟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陳獨秀和李大釗作為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發(fā)起者、建黨早期的關(guān)鍵人物，卻都未在這兩個地方現(xiàn)身。  陳獨秀當時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擔任教育廳廳長，“一大”召開時他正在為款項奔波。他擔心自己離開后，籌款之事會受到影響，所以未能參會。 那李大釗為何沒有出席呢？ 李大釗當時因北大學期結(jié)束，校務(wù)繁忙而無法脫身。中共“一大”在北大放暑假期間召開，可當時李大釗在北京身負重任。北洋軍閥政府停發(fā)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薪金，八校聯(lián)合成立“索薪委員會”追討工資。委員會負責人馬敘倫常生病無法主持會議，李大釗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整日忙于開會處理薪金問題。 陳獨秀和李大釗當時都事務(wù)纏身。然而，和中共“一大”的重大歷史地位相比，他們的理由就如同芝麻與西瓜。 這就是歷史，真實且不總是符合理想狀態(tài)的歷史。并非是要苛求前人。武昌起義并非一開始就注定成功，其成功包含諸多因素。袁世凱也不是生來就是“竊國大盜”，孫中山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在舊中國劇烈變動時期，每天有大量組織成立和散伙，結(jié)社現(xiàn)象平常，不能要求“南陳北李”能預(yù)見到28年后新中國的誕生。常人或許難以察覺量變到質(zhì)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刻感知將要或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質(zhì)變。所以孫中山有辛亥革命的遺憾，陳獨秀、李大釗也有中共“一大”未能出席的遺憾。 中國如今的高速發(fā)展，凸顯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重大歷史意義。但回顧當年，看好這個黨的人寥寥無幾，就連共產(chǎn)國際以及當時中國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對其前景也未抱太大期望。 據(jù)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回憶，他參加“一大”時年僅19歲。北京小組有兩個參會名額，李大釗作為建黨發(fā)起人占一個固定名額，另一個名額屬于張國燾。當時張國燾已前往上海，而李大釗因忙于“索薪委員會”的工作無法抽身。劉仁靜還提到，“李大釗去不了其實也輪不著我”，從側(cè)面反映出當時對于參加中共“一大”，并沒有太多人積極爭搶，也進一步說明了當時人們對這個黨未來發(fā)展的預(yù)期并不明確。 北京小組當時還有資深黨員鄧中夏與羅章龍，他倆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資歷很老。征求鄧中夏意見時，他因要去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抽不出時間去上海參加中共“一大”。這樣就輪到羅章龍了，可羅章龍要去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同樣沒時間前往。劉仁靜在回憶錄里感慨這“莫大的光榮”就落到了自己頭上。 這就是中共成立時的真實寫照。其實這情況也不足為奇，當時中國每天成立和解散的政治組織數(shù)量相當，沒人能知曉這個黨能存續(xù)多久。 鄧中夏要去的南京距上海那么近，卻因會議而錯過中共“一大”。劉仁靜作為北京小組資歷尚淺的成員，成了中共“一大”代表，其名字和照片常出現(xiàn)在各類展覽中，得以名垂千古。而鄧中夏、羅章龍隨著歷史發(fā)展，在人們印象里卻越來越淡了。 不過，劉仁靜后來的經(jīng)歷也是令人深感惋惜的。 大家都以為1979年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中共“一大”13位黨代表最后一位去世的不是張國燾，而是劉仁靜。劉仁靜19歲當“一大”代表，85歲（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車撞死的。這讓人非常遺憾。 85歲的劉仁靜，早起晨練，結(jié)果被一輛公共汽車撞了，中國共產(chǎn)黨最后一位“一大”的代表，就這樣去世了。 由此，我們回顧劉仁靜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榮參會中共“一大”，后來犯了參加托派、脫黨的錯誤，到了新中國，又檢討當年的錯誤……至1985年，他被任命為國務(wù)院參事，但到1987年便死于車禍，非常可惜。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開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夠想到這個黨28年以后能奪取全國政權(quán)？1921年建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quán)，恐怕當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話，后來還能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嗎？ 1923年，陳公博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被開除黨籍；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4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13位黨代表，脫黨的、被黨開除的達7位，超過半數(shù)。 周佛海、陳公博還當了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最后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 張國燾叛黨，最后到戴笠手下當了一個主任，想辦法怎么搞垮共產(chǎn)黨。 我們單從這里面就可以看到黨初建時的艱辛和曲折。可是還有，王盡美1925年犧牲，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 13名黨代表中，脫黨的、被黨開除的7人，犧牲的4人，加起來是11人，最后黨內(nèi)幸存者僅毛澤東、董必武二人。 從13位黨代表的命運中，你就能看到這個黨何其艱難，絕對不像我們今天有些描述——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剩下的會議轉(zhuǎn)移到嘉興南湖。南湖的會議一開完，一輪紅日從南湖的紅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條紅飄帶，直接從南湖飄到井岡山，飄到延安，飄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學式的表達，黨的這種艱難，這種艱辛，這種奮斗，沒有一條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過來、走過來、爬過來的，非常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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