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咱們說了在黔敖墓的東邊是劉家營村。我們看這兒一座非常有民族特色的過街牌坊，圓頂、蒙文、紅藍白色彩鮮艷，滿滿的都是蒙古族的氣息，中間是村名劉家營三個大字。這臨淄齊陵街道的劉家營村是山東省內唯一的一個蒙古族村落。據資料統計，劉家營村的蒙古族人口約占80%。但是他們卻曾經長期稱為漢族，直到1980年才恢復原民族。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們就來劉家營一探究竟。   據《臨淄區志村莊名錄》記載，劉家營村為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族人立村，因是元代蒙古族將領五公的留居地，初名“留下營”，后以劉為姓，改稱劉下營，再后來就慢慢改稱為劉家營了。 我們知道，元朝結束后，隨著農民起義和大明王朝的建立，曾經統治中原的蒙古族大多退回了大漠以北，能留在當地的非常少，而劉家營村的蒙古族村民又是怎么留在當地的呢？ 作為山東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我們走在村里，街巷兩邊的墻上都是滿滿的蒙古特色墻繪。我們看在村委黨群服務中心大門上的標牌都是用漢蒙兩種文字，院內更是立有一尊成吉思汗的坐像，據說在村里還保存著幾方石碑，其中有兩方立于元代的有關劉家營蒙古族信息的石碑最具價值。而這兩塊石碑自然也就成為了文保單位。在經過與村負責人的溝通，終于在村里的民俗館內見到了這兩方意義重大的石碑。 石碑收藏于民俗館的北墻根下，均為橫臥。最左側一個玻璃罩保護著的石碑稱為“高祖五公碑”，歷史價值最高。碑高51厘米，寬106厘米，厚34厘米。兩端高浮雕圖像，花卉紋環繞著一只瑞獸。碑文由于年代久遠，大部分已是漫漶不清。通過以往碑文拓片以及資料記載和現場仔細辨認，石碑是元至正六年（1346年）由僧住、忽都二人為紀念來到臨淄劉家營的蒙古族高祖五公所立，記述了劉家營蒙古族的落籍臨淄的經過和族系。 “高祖五公石碑”碑文曰：“竊以：子孫煩（繁）衍非人力以能為，家道昌盛實祖宗而積德。茲以營丘劉公者，系斡羅那歹之人也。念斯宗派，其來遠矣，追述往事，未達其詳。創業艱難，愧無以報，今采翠巖之片玉，敬書宗派之香名，何敘尊卑，謹錄于后。譜曰：'高祖五公，系斡羅那歹之人也。充蒙古軍役。’念其祖考，已經變亂，失散他鄉，各塋元今無可取。又經李侯兵革，勢不能敵。被虜。鞭之使跪。公曰:'莫跪，吾上為國家出力，豈能跪汝乎?’兵怒，遂加刃，欲擊其脛，終不曲(屈)。將見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脫。后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劉。至元八年，蒙圣恩添蒙古軍力，每軍撥賜草場地七頃，以贍軍役，始得至于營丘。為是弓馬熟嫻，累有功效，至元卅年蒙圣恩，公充本翼鎮撫。不幸而卒。今創立塋元，尚闕祭石一所。昆仲同議，累恩先代之功勛，仍恥后裔之莫企。想其鞠育之恩，昊天罔極。每思克勤于家，終無以報，是以命工采巖，敬詣祖塋，創立祭石一所，石香爐一頂。使先靈有所尚享，香楮有所歸依，庶識先靈香名不朽。弟忽都奉承兄命，愜力同心，謹舍囊篋之資，敬贖翠巖之玉。洪恩遺后，余慶當酬。嗚呼！先人勤孝，宜書不朽之名，后榮祭。當報洪恩之德，不憚不忘，無隱無忽。孤哀次子增住。家譜不具，請鑒之。 祖父考五公，妣白氏 四子：長曰考捏可羅 妣馬氏 三子：長曰達兒（卒） 妻呂氏 次曰咬兒（卒） 妻馬氏 三曰頭口 妻許氏 次曰考艾也赤 妣周氏 一子：囊加歹妻滑氏 次曰 僧住 妻馮氏 二子：長曰完者合 妻王氏 次曰合住 次曰 忽都 妻馮氏 二子：長曰百奴 妻雷氏 次曰系住馬 時至正丙戌歲中呂月望日 僧住、忽都等立 野齊愚叟前樂安縣教諭李居仁 益都縣石匠黃義弟黃讓刻” “五公碑”右側的另一石碑則是二世祖艾也赤的墓碑，同樣也是立于元至正丙戌年，是由艾也赤之子囊加歹所立。 碑文曰：“竊以：素王返魯，明蓋孫問孝之端。然友之鄒，請赤子行喪之禮。蓋人，事生致其敬，事死致其思，此人之大本也。茲以斡羅那歹蒙古譯史世英者，聰明博學之人也，忠信孝見稱。幼游庠序，長進紅門，識破人海之風波，縮首隱居而不仕，樂事雙親。孝義增重于鄉閭，忠信日彰于朋友。其心猶謙若不足。樂養庭闈，其皆不闕。不幸，葉秋必墜，人老必升。泣血悲哀！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塋元足備，金玉歸匣，此為死生之義備矣。念先人創業之艱難，教后輩守成之法則，思無所報，是以命工采石，敬于塋元，劫立祭石一所，石香爐一頂，睹無顯著。后則安知踵門謁予，以求其銘。予一介腐儒，亦莫敢辭，而為之。書曰：'人之欲孝于親，心雖無窮，而分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也。’蓋以劉公者，得為之而已矣，可不盡哉！其以始末之事，后述于銘。 考艾也赤 妣周氏 一子囊加歹妻滑氏 一子清驢妻周氏 一女大姐適徐 時至正丙戌歲中呂望日祭 囊加歹立 兩方石碑碑末都附有譜系，其中艾也赤的墓碑上更是列到了自五公以來的第四世其孫清驢的四世譜系。 據村里一位老人講，石碑原來就在大街上，無人過問，甚至還被作為石料砌了墻，后來劉家營的蒙古族在確定民族身份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兩方石碑作為實物證據而恢復了蒙古族籍。 由兩方石碑碑文中的信息得知，劉家營蒙古族的先世為斡羅那歹氏（音譯）。這斡羅那歹氏是一個非常古老而又十分強盛的蒙古部族，是蒙古軍隊中一支強大的部隊。他們在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主要部落和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建立元朝的時候，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這個村落的蒙古族是怎么來的呢？據資料記載，他們的高祖五公是一名勇猛將領。元中統三年（1262年），元朝派強大的軍隊進駐山東的時候，斡羅那歹氏族的蒙古軍役隨軍到山東駐防，有的被駐派在臨淄，五公就在其中。 據保存的這方元代蒙古碑文記載：李鋋（也有記載為李璮。《元史》卷206《判臣列傳》中有傳。李璮，濰州(今山東濰坊)人，金末"紅襖軍"(反金起義軍)首領李全之子(一說養子。)李全初歸宋，后被蒙古軍包圍降蒙古。李全死后，李璮襲父職管益都行省，專制山東三十余年。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叛元降宋，殲蒙古戍兵，攻取益都，人據濟南。是年七月，為蒙古軍包圍，投大明湖未死，被俘處死。）兵變，五公被俘，誓死不屈。李鋋因十分欣賞這位蒙古族士兵的忠勇和氣節，就將五公釋放了。隨著元朝勢力的強大，為充實駐中原各軍兵力，加強后勤補給，元至元八年（1271年），每軍撥賜草場7頃以飼馬練兵，五公就隨軍隊來到了營丘（現在的臨淄）。在此期間五公娶了當地漢族姑娘白氏為妻。婚后夫妻恩愛，生有四子（長子捏可羅，次子艾也赤，三子僧住，四子忽都）。至元三十年（1293年），五公因忠于職守，勤于公務，又弓馬嫻熟，累有戰功，被擢升為益都萬戶府鎮撫。后老死任上。 隨著元朝退回漠北，明王朝的建立，五公的后世子孫在漢族聚居區隱藏自己的民族身份頑強的生存下來。原來的幾頂蒙古包，演變為現在的劉家營。我們通過這族譜譜系可以看出前四世還是蒙古族的名字，因為那時還是元朝的中末期，到了第五世的時候已是明朝初年，為了避免受到歧視和迫害，他們以留下營的“留”字諧音改姓“劉”，并開始使用起漢族人的名字。 自五公娶漢族女性為妻始，本民族女性也自五公的孫女大姐嫁給漢族青年為妻始，蒙漢通婚，世代聯姻。因世代與漢族同胞生活在一起，歲月的熏染，他們的生活已融入很多漢族習俗。但蒙古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據說劉家營的村民仍保留許多鮮明蒙古特色的民族活動。在村委大院東側是一個蒙古包形狀的百姓大舞臺，也許在這兒村民會穿上蒙古族的民族服飾載歌載舞。 劉家營村的蒙古族村民在過去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長期隱藏自己的民族身份，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步公開了。據村民講他們的蒙古族身份在恢復中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1964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根據普查的要求，其中一項要填寫民族成份，而此時的劉營村的蒙古族已歷經元、明、清和民國時期，進入新中國。現在普查人口是依然登記“漢族”呢？還是填寫“蒙古族”呢？ 村里幾個輩份較高的蒙古族老人深感責任重大，他們同村委商議之后，決定恢復歷史真面目，填寫“蒙古族”。就這樣，劉家營村的全體蒙古族同胞，在這次人口普查中，都填寫了“蒙古族”。 正當他們積極向政府反映劉家營村蒙古族的歷史淵源的時候，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開始了，他們恢復蒙古族身份的事兒便被擱置下來。 后來社會穩定之后，為加強民族團結，發展民族經濟，再加上村中的學生在填寫民族成份時遇到難題，劉家營村的幾個輩份較高的蒙古族老人又商議起恢復民族成份之事，以發現的這兩方元代至正年間的石碑作為直接實物證據，經村委同意后，逐級作了反映。 1980年，經民族工作部門考察論證后，山東省人民政府專門下達了恢復劉營村蒙古族村民民族成份的文件，確定了劉家營部分村民的蒙古族身份。 好了本期的探訪就到這了，有了解臨淄劉家營蒙古族村的朋友，不妨留言交流一下。感謝關注，咱們下個探訪再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