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士禛：那個溫和敦厚的文壇盟主

明末，為避兵禍的王象晉攜全家隱居于長白山，閉門謝客，潛心教授孫輩課業。某日從弟王象咸上門拜訪，王象咸好豪飲，草書頗有張旭之風，二人酒酣之際，幾個孫輩圍了過來向叔祖討要真跡。

祖父王象晉不慌不忙地出了個對句：“醉愛羲之跡。”

還未等幾個兄弟反應過來，其中一人快速應道：“狂吟白也詩。”

王象晉大吃一驚，作答的正是最小的孫子王士禛，驚喜的王象晉將書畫賞給了王士禛，事后又對其父說：“此子必早成。”

王士禛是王家這輩最出色的孩子，他所出身的山東新城王家乃官宦之家，自嘉靖年間以來，族中仕宦不斷，祖父王象晉一代，曾出過九個進士，可謂是門閭顯赫。

王士禛出生于崇禎七年，時值改朝換代之際，他自幼便隨歸隱的祖父避難于深山之中，與諸位兄弟一起受祖父教導。王士禛天資不凡，深受祖父看重，而他的成績也沒有讓人失望。

順治七年，王士禛應童子試，郡、邑、提學三試中均為第一，又于次年通過鄉試中舉。

順治十二年，王士禛赴京會試，名列五十六名。

客觀來說，這是個還不錯的名次，但對于歷來才名在外，品學兼優的王士禛來說并不滿意。他志存高遠，可這個名次還不足以讓他在殿試進入前三甲，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除了心氣和眼界，還有的是大把的時間，于是他選擇了到下一屆參加“補殿試”，只待再創佳績。

不過王士禛的才名是并不需要名次來證實的，順治十四年，他陪兩位兄長參加鄉試，大明湖畔設宴的士子雅集，席間他揮筆寫下一組《秋柳》：

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情寄楊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為我和之。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連，眺盡平蕪欲化煙。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柏相映夕陽邊。

——明 王士禛《秋柳》

這是一組寫得極為優雅且高明的詩，通篇層層用典，不曾提及一個“柳”字，卻寫盡了蕭瑟黯然的秋柳意象。他將眾多哀愁悲涼的景象組合在一起，流暢靈動地展現了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意蘊，殘照西風里，繁華不再，昔日榮光盛景，終是物是人非，化為一片蕭條。

彼時南明弘光朝滅亡不過十二年，南方的大地上，還有遺老苦苦支撐。這四首《秋柳》柔美妍麗的辭藻下所描繪的模糊意象引人無限聯想，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悲涼心緒，一時間，《秋柳》傳遍大江南北，眾多名士紛紛唱和，顧炎武、冒襄、陳維崧、朱彝尊等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不斷加入其中，引發了一場龐大的應和浪潮。

此前的王士禛雖有詩名，也不過是個初露鋒芒的后輩，而這組《秋柳》帶來的轟動卻是讓這個年輕人真正站在了無法忽略的高度，當共鳴的聲音揚起，云奔朝涌，四海不絕。

王士禛的才學和自信并未辜負他的期望。順治十五年，王士禛在殿試中獲得二甲三十六名，賜進士出身。

可惜王士禛未能憑借這個好名次留在京城，他“不得館選”，被派遣到了地方為官，順治十七年，王士禛赴任揚州，擔推官一職。

推官負責執掌刑獄司法，王士禛對這個崗位安排是有些顧慮的，他是個長于舞文弄墨的文人，聽訟斷案要面臨諸多繁雜的公務，且責任頗重，不免讓他倍感壓力。

不僅是他，他的父母亦是對他即將上任這等掌管生殺予奪的司法之職很是掛心，臨行前母親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

王士禛不曾辱沒母親的教誨，他上任后，恪盡職守，斷案慎之又慎，對于治下百姓，總是懷著一股寬和之氣，一如他那含蓄文雅的詩風一般。他秉持著體恤溫情的處理方式，也敢于革除弊政，在世道不公面前，他不計較仕途得失，為民請命，堅持平反冤案，主持公正。

在這公正無私之下，他同時展現的是極為出色的能力，他曾數月內完成上千案件，未有錯漏，這樣的工作量和高效率竟導致他身側的十余名侍史手腕脫臼。

只是身在這司法要職上，難免會被官場的暗流所波及，他也因觸碰權貴利益，遭受降級處分。

官場上的齟齬不由讓他陷入苦悶當中，當人掙扎在困頓疲倦中總是要尋求解脫的，所幸，他是個詩人，他還有詩歌。

他走向了蒼茫浩渺的山水之中，用詩歌去釋放一切心緒。

順治十八年，他在蘇州鄧尉山賞梅，夜宿于圣恩寺還元閣，初綻的梅花飄浮著漫山香氣，夜雨聲聲中，煙嵐交織，湖水拍岸，風聲呼嘯，萬籟回蕩天地之間，讓他久久未能入睡，他落筆寫下一首詩：

梅樹初花石澗流，滿山香雪送行舟。三更蕭瑟湖邊雨，百尺高寒水上樓。師子窟中嵐翠合，法華山外暝煙收。霜天欲曉鯨音起，萬壑聲從何處求。——明 王士禛《雨夜宿圣恩寺還元閣》

從閣中眺望太湖，遠處的漁陽山在朦朧的霧色中暈染出一副空遠的畫卷，他望著那片飄渺的山水之色，心中似有所感悟。

山嵐霧色，遠近虛實，仿佛彰顯著一種無法言傳只可意會的美感，當他沉浸其間的那一瞬，所有的心緒情感都融于自然之中，達到了渾然純粹的意境。

他忽然明白了作詩的最高境界，興會神到，不著形跡，便是神韻所在。

王士禛自此自號“漁陽山人”，而他也將持“神韻說”在這詩壇上占一席之地，乃至日后登頂巔峰。

當神思與妙理的法門開啟，他的創作如魚入汪洋，自由開闊，盡情地去探索那片神韻之境。

與蓬勃的創作相伴而生的是他更為廣泛的交游酬答，案牘之余，他做的最多便是訪古探幽，遍訪名士豪杰。自揚州上任后幾年間，他頻繁往來在南京、蘇州、無錫、如皋、松江等地，足跡遍布整個江南地帶。

江南鐘靈毓秀的人文底蘊熏陶著他的才思，他在頻頻的詩文交際中不斷激發著創作的熱情，憑借著出色的詩才，他也得以結識諸如陳維崧、冒襄、杜濬、林古度、邵潛等久負盛名的文壇大家。

他在源源不斷的汲取和碰撞中一點點豐富自己的“神韻說”，他言明神韻乃詩的神采韻致，倡導情景交融，空遠超逸，自然含蓄的意境，即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

在這飛速的成長下，他已經擁有了問鼎文壇的才能。

除卻詩名的增長，他迎來的還有仕途的上升，康熙四年，他在揚州任職五年后，因政績優秀，被調至京中為禮部主事。

他不曾想到，他將會在京中的煙云里度過三十余年的歲月，而他也將在這逐漸平穩的仕途中，走向詩壇最高處。

揚州時期的斐然詩名已經讓他得到了認可，在這精英群集的京師文壇上，他比之名家先輩不遑多讓，他也得以在諸多的文學盛會中綻放光彩。

康熙十一年，他被派往四川任鄉試正考官，沿途所歷的蜀道山水給予了他豐富的靈感，讓他寫下大量的詩作。

潼津直上勢嵯峨，天險初從百二過。兩戒中分蟠太華，孤城北折走黃河。復隍幾見熊羆守，棄甲空傳犀兕多。漢闕唐陵盡禾黍，雁門司馬恨如何？——明 王士禛《潼關》

重巒疊嶂，先賢故跡，無一不讓他才情揮灑自如，他的筆力在這險峻壯麗的蜀道山水中變得雄健剛勁起來，不同于此前的柔婉淡遠，他筆下的蜀道詩頗具雄渾之力又不乏神韻之氣，剛柔并濟，典雅優美，豪邁開闊。

葉方靄稱他的蜀道詩：“毋論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獅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

王士禛的詩名最終傳入了康熙的耳中。康熙十五年，完成了撤藩的康熙皇帝閑逸下來，起了詩詠之興，便問起如今文壇有什么詩文兼優的人才。

王士禛的名字就這樣被舉薦了上去，而后康熙親試王士禛，將他擢為翰林院侍講。

天子的眷顧讓他一時轟動朝野，這份機遇無疑進一步地鞏固了他的地位。自三藩平定，臺灣收復后，康熙的目光就轉向了文人士子，他有心籠絡這些前朝儒生，歸自己所用，他下旨開設博學鴻詞科，讓各級官員舉薦人才。

康熙自是希望能將資深望重的大儒收歸于朝，不過文壇的領袖是無法被任命而來的，能得天下文士公認，有一呼百應的聲望與才名，絕非易事。

而王士禛正是這樣的人。

早在揚州時期，王士禛就與錢謙益有過書信往來，身為明末士人領袖的錢謙益盡管在降清一事上德行虧欠，但他的學問文才卻是無法被否定。

王士禛曾多次相邀與錢謙益唱和，卻被婉拒，但錢謙益并未掩蓋對他的贊賞，他在回信中言：“詞壇有人，余子皆可斂手矣。”之后又說出“錢代王興”這樣的贊譽。

對于當時不過二十八歲的王士禛而言，這樣的稱贊中不知飽含了多少誠摯殷切的認可。

而如今，他未負盛名，終是成長為了文壇巨擘，一代領袖。

他仕途順遂，詩名赫赫，所交游的名士詩人甚眾，在詩壇上舉足輕重，他的詩風學說對整個詩壇影響深遠，有越來越多的士子求見追隨。

他溫和敦厚的秉性也不曾改變，雖功成名就，對貧寒困窘的飽學之士亦是持以敬重，愿為之舉薦，他也從不吝嗇接見求訪士子，賞識那些身負才華的后輩新人，對他們給予關照，抱以期望。

著有《長生殿》的洪昇，早年間詩作曾被的王士禛大加贊賞，與他亦師亦友，洪昇命運坎坷，在京城時窮困潦倒，王士禛常施以援手，對他多有鼓勵。

與洪昇齊名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曾受到過他的關照，孔尚任和他是老鄉，王士禛常帶領孔尚任參與詩文集會，在他被罷官落魄后登門救濟。

他因偶然的機會與蒲松齡結識，讀罷《聊齋志異》后，為之贈詩，寫下了“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處于落拓之際的蒲松齡得到這樣一位顯赫的文壇盟主的稱贊，感激之余深受鼓舞，也因此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

王士禛無疑是個溫和厚道的人，而正是他這份過于敦厚的性情，為他召來了麻煩。

康熙四十三年，任刑部尚書的王士禛因在王五案中判決從輕，進而于朝堂斗爭被牽連，最終以失察罪名導致被革職。

早在揚州上任時，王士禛就曾因寬和謹慎在考滿中被判定為“失出法嚴”，受到降級，在他的一貫做法上，他向來對人命的定奪極為慎重，懲惡毫不手軟，但對小民總有幾分體諒仁厚。

他最終還是在他的厚道上翻了船，結束了長達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他沒有帶著榮光回歸故里，也沒有淪落到下獄流放的悲慘下場，他仍是幸運的，他的德行與聲望讓無數人為他的離去惋惜悲嘆，離京時，相送者擠滿了街道，而他也只帶走了滿車的書籍。

他的晚年在詩書中度過。他居于山中別墅，醉心于講詩著述，寫下《古夫于亭雜錄》、《香祖筆記》、《蠶尾后集》、《帶經堂集》等著作。

“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他昔年曾感嘆風流俊逸的大才不再，文壇寂寞已久，他終是打破了這片寂寞，為這詩壇帶去了繁盛的一頁。

 一如李元度在《國朝先正事略》中所言：“公以詩鳴海內五十余年,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之為泰山北斗。”那浩蕩了詩壇的神韻之風最終融在那鑄成華夏千年璀璨的文脈里，穿過漫長的歲月，化為一座矗立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