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他是王維最愛的弟弟，寫一手好詩，卻成了貪婪誤國的佛門敗類

十七歲的王維在重陽節(jié)的異鄉(xiāng)寫下《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中“山東”實指華山以東的山西故里，而“兄弟”包括四人，分別是王縉、王繟、王纮，以及王紞。 

四兄弟之中，與王維關(guān)系最為親近的，正是日后官至宰相的二弟王縉。王縉與王維兄弟二人，一政一詩，雙星映照，前者以政事入史，后者以詩魂不朽。

他們的兄弟情深，本應是一段歷史的佳話。但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大多數(shù)人記住了王維，忘掉了王縉。有時候忘掉了也好，畢竟，王縉實是一個禍國殃民、貪財佞佛的宰相。

王維與王縉的情誼，在詩文中可見一斑。公元735年，王維官拜右拾遺，在即將啟程赴任之際，他特地去向一直以來的至交高僧溫古上人辭行，并莫名地思念起弟弟王縉，于是揮毫寫下：“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發(fā)。”

詩中的“宗兄”指的是溫古上人，“舍弟”毫無疑問正是王縉。詩中所謂“官崇高”并非指王縉官居顯赫，而是說王縉彼時正在登封縣（漢時稱“崇高”）當官。 

彼時的王縉雖僅任登封縣令，但已顯露出政治才能。安史之亂爆發(fā)后，王縉以太原少尹身份鎮(zhèn)守北疆，史書云，鎮(zhèn)守太原期間，王縉“功效謀略，眾所推先”，在出謀劃策方面，他的貢獻是最大的。

由于功勛卓著，不久之后，王縉又被授予河南副元帥之職。其擔任元帥之時的謀略還得到“流浪詩人”杜甫的贊譽：

朝廷袞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nóng)。——杜甫《諸將五首》節(jié)錄

這幾句詩的意思是說，朝廷的三公們看似忙忙碌碌，卻連糧食都難以自給，唯獨王縉王相公卻能做到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杜甫的這番贊譽與《舊唐書》中對王縉的描述——“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是可以對應上的。

王縉官場得意的時候，王維已經(jīng)開始選擇“半官半隱”的生活狀態(tài)。 然而，他仍通過詩歌告誡兄弟們莫要仿效自己的“擺爛”之態(tài)，應積極進取。比如《山中示弟》：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 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王維《山中示弟》 

王維以詩明志，告訴兄弟們自己已經(jīng)快要達到“自忘”的境界了（詩中的“吾喪我”，出自莊子的言論：“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我尚且不知道我，你豈能知道？表示達到了某種忘我境界），但鼓勵他們繼續(xù)奮斗，追求功名。

他更以嵇康與原憲二人為例，闡明同樣的慵懶表象下，實則蘊含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嵇康屬于不知上進，孔子的徒弟原憲則是積極昂揚的那種慵懶（原憲曾經(jīng)跟同學說過：“無財謂之窮，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現(xiàn)在的我，貧窮，但沒有病。”） 

安史之亂成為了王維命運的轉(zhuǎn)折點。王維不但未能修煉成廣成子般超然物外，被叛軍俘虜后，他被迫回到“塵世”擔任偽職，更可怕的是，唐軍收復長安后，朝廷又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清算”。 

在這關(guān)鍵時刻，是弟弟王縉挺身而出，情愿以自己的官職為兄長贖罪，這才保全了王維的性命。

王縉自幼才華橫溢：“少好學，與兄維俱以文翰著名。”他的書法亦被譽為一代絕品，除此之外，后世文人對其詩文同樣贊譽有加：“語語含蓄，清遠亦不讓乃兄。”

他的《別輞川別業(yè)》與王維的同名之作相映成趣：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王縉《別輞川別業(yè)》

兄弟二人常有詩歌唱和，王縉現(xiàn)存的八首詩中，大部分都與王維相關(guān)。例如，王維曾特意拜訪并贈詩給歸隱的妻弟崔興宗：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

而王縉當時也在場，他亦作詩一首，與王維同詠： 

身名不問十年馀，老大誰能更讀書。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外時聞長者車。——王縉《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除此類兄弟共詠之作外，王縉也寫過與王維心有靈犀的詩歌。大歷三年重陽節(jié)，他在幽州登高望遠，寫下了《九日作》：

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無。——王縉《九日作》

王維的重陽詩主要表達對兄弟的深情厚誼，而王縉之詩則更多反映個人宦海生涯的起伏波折。 

毋庸置疑，這首詩自然無法與王維之作媲美，但在仕途上，王縉確實比兄長更顯卓越。 

他不僅擔任文職，還曾出任過武職。大歷四年（769），王縉在太原任職，當?shù)匚涔偻鯚o縱、張奉璋等人因他是文人出身而輕視他，王縉巧妙設(shè)局以雷霆手段將他們的七名黨羽一并斬首。經(jīng)此一事，王縉展現(xiàn)出不為人知的鐵血手腕，自此“諸將股栗”，無人再敢小覷他。 

若王縉的政治生涯止步于此，他或許能以一個尊重兄長、有才情且能出謀劃策的形象名垂青史。然而，命運弄人，公元762年唐代宗繼位時，一個名叫元載的人物嶄露頭角，而王縉的命運也隨之發(fā)生了不可逆轉(zhuǎn)的轉(zhuǎn)變。

元載為人深藏不露，王縉絕不是其對手。某年，朝廷舉行祭奠先賢的儀式時，老奸巨猾的宦官魚朝恩曾有意試探他們。魚朝恩手執(zhí)《易經(jīng)》登上高臺，故意講解《鼎卦》：“鼎足折，覆公餗。” 

這句話本意是說，鼎足折斷，食物便會傾覆而出。魚朝恩實際是在諷刺身為國家之鼎的宰相，若他們能力不足，國家也將傾覆。

據(jù)史書記載，聽聞魚朝恩的諷刺后，宰相王縉勃然大怒，而元載卻談笑自若，若無其事。魚朝恩評論道：“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元載出身貧寒，自幼飽受屈辱，因此深諳隱忍之道。王縉是不具備這方面的城府的，好在王縉也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他深知自己應該攀附于元載。

然而，與權(quán)相元載的結(jié)盟，徹底改變了王縉的政治品格。《資治通鑒》記載二人的貪污網(wǎng)絡令人觸目驚心：“（元）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也就是說，元載的妻子、兒子，王縉的弟弟、妹妹，以及出入他們府邸的尼姑們，公開受賄，互相比賽看誰收的賄賂更多。

王縉漸漸深陷貪腐泥潭。那個曾為兄長求情的弟弟，已然成為“貪猥之跡如市賈焉”的佞臣。

王縉雖自詡為佛教徒，從來不沾葷腥，晚年更是癡迷于佛事，然而其行為卻常常與佛教教義背道而馳。

據(jù)《舊唐書》記載，王縉在擔任宰相期間，極力倡導唐代宗推崇佛教，每年七月十五日還在宮內(nèi)道場舉行盛大的“盂蘭盆會”。這些盛會裝飾華麗，“飾以金翠，所費百萬”。“盂蘭盆會”如此奢侈以至于后世有的文人認為：“今盂蘭盆會之始也。”將后世盂蘭盆會的開端歸于王縉，這種說法并不準確，《舊唐書》中則明確指出：“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意思是，國家教化受損的根源始于王縉。

關(guān)于盂蘭盆會是否由王縉首創(chuàng)，歷史上尚有爭議。然而，正如顧炎武在《五臺山記》中所言：“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shù)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于是此山名聞外夷。”王縉為五臺山的金閣寺耗費了億萬錢財，正因他的大力推廣，五臺山才得以名揚后世。

在為寺廟謀取利益的同時，王縉也從中獲取了大量財富。史書記載，他甚至闖入他人家中，強行奪取別人的祖產(chǎn)。《舊唐書》也提到，王縉縱容自己的弟弟、妹妹、尼姑廣收財物，其貪婪行徑如同市井商人。

王縉的行為徹底辱沒了身為修行者的佛教徒，五臺山金閣寺的鎏金穹頂下，暗藏著他最深的罪孽。他確實為佛教作出了一些貢獻，但絕非一個純粹虔誠的佛教徒，后世文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王縉等人“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

更可怕的是，王縉更將佛教因果論扭曲為治國方略。

唐代宗李豫曾詢問他們：“佛教中是否存在所謂的'因果報應’？”

元載、王縉等人回答：“安祿山、史思明發(fā)動叛亂，卻被自己的兒子所殺，這就是'因果報應’的明證。唐王朝立國已久，未曾發(fā)生大的禍亂，若非積累了深厚的福報，何以至此？”

他們繼續(xù)一本正經(jīng)地分析：“如今回紇、吐蕃大軍進攻，卻在不戰(zhàn)的情況下自行撤退，這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正是由于元載和王縉大談福業(yè)報應，唐代宗從此對佛教更加深信不疑。此后，每當有外族入侵，皇帝不再積極備戰(zhàn)，而是召集眾多僧人唱誦《護國仁王經(jīng)》，為國家祈福。

將外族入侵、國內(nèi)禍患等軍國大事，皆以佛家因果理論來解釋，既荒謬可笑，又極其不負責任。史書記載，此后朝廷上下一片烏煙瘴氣，“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

王縉難逃佞佛誤國之罪責，但歷史的悲劇性在于，他并未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皇帝憐其年老，并未像處死元載一樣處理他，而是先將其貶為地方刺史，不久后又升任他為太子賓客（三品）。最終，王縉以八十二歲高齡善終。這個結(jié)局對當年飽受其害的百姓而言，無疑是最大的諷刺。

參考資料：

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

劉昫等：《舊唐書》

司馬光等：《資治通鑒》

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

沈文凡、陶六一、秦愛國：《王縉貪財佞佛宰相禍國》

梁曉飛、王勁玉：《九月九日，為何憶“山東”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