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封建王朝的傳承者，也是民主壓迫的入侵者，清王朝應該如何定義？

1644年的北京城，接連迎來了兩次新主人，先是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緊接著是多爾袞率領的清軍，兩撥人馬你方唱罷我方唱，默契得像一臺大戲。

多爾袞帶領的八旗鐵騎，吳三桂麾下的關寧軍，一個是清軍百戰精銳，一個是大明帝國最后的雄兵，兩相結合之下，李自成的農民軍一戰之下損失慘重，倉皇逃出北京，一路屢戰屢敗。

最終就連李自成自己都被斬殺在湖北九宮山，在明末的群雄逐鹿中，農民軍跟著大明王朝的腳步被淘汰出局。

清軍入主北京的路再無人能擋，清政權順利地從一個地方政權升格成為全國性的政權。

但是，大明對于神州大地到底是有著兩百多年的統治歷史，明帝國的影響力深入到了這片土地的方方面面；因此即使是清軍真正闖入了北京城，但對于整片中原大地的統治依舊面臨著諸多困境。

明王朝的崇禎帝是殉國了，一根繩子把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可謂是死得壯烈；但是朱氏皇族的其他人卻沒有為國殉難的打算，他們一路南逃，借著大明宗室的身份，在南方抱團成立了南明政權繼續與清軍對峙。

這個情況的清王朝，需要面臨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鞏固治理和經營已經占領的北方土地；第二個揮兵南方，平定南明和農民軍殘余勢力，完成統一。

清王朝治理天下，與傳統的中原王朝更新迭代是有區別的，清王朝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大地，自然會受到中原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對，他們久受儒家“華夷之辯”的影響，對于清政權充滿了排斥，民族矛盾處于高峰期；另外就是在籠罩著整個大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小冰河，以及明末爆發的大旱災，對于中原地區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地破壞，再加上明末的腐朽統治，導致中原大地流民遍地，生存資料的缺乏和大量饑民形成了強烈的階級矛盾。

因此，擺在清王朝統治者面前的燃眉之急，是解決這兩個廣泛的社會性矛盾，從而達到穩定自身統治的目的。

在解決民族矛盾上，清王朝統治者在政體構建上對明王朝進行了“抄作業”，大量任用前明官員，拉攏大量士大夫階層，形成滿漢一體的國家體制，另外，清王朝國家制度《大清律》基本都是沿襲《大明律》而來。

在文化層面，清王朝統治者提倡“忠孝節義”，為清王朝樹立一種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 定孔子為“大成至圣先師”，并且按照明王朝舊例，封孔子后人為衍圣公，并且在入關同年開科取士；之后在康熙時期清廷創辦博學鴻詞科，通過為明朝修史，以優厚待遇廣邀天下鴻儒，一些因為民族矛盾不愿出仕清王朝的大儒為了修明史，紛紛出山，成為清廷的座上賓。

同時，清朝統治者厚葬明末帝崇禎，追贈崇禎帝位“莊烈愍皇帝”，厚待明王朝宗室，并且把攻打農民軍視為為明王朝的“復仇”，形成“取天下于流寇手中”的說法，康熙帝時期更是多次祭拜洪武大帝朱元璋的陵寢，為清王朝樹立起明王朝繼承者和延續者的形象。

清王朝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為清王朝賦予了一種中國傳統意義上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色彩。

但是，在清朝統治者大力啟用漢族士大夫，緩解民族矛盾的過程中，卻展現出了一個顯著的特征：整個清王朝的整體運行中，決策權往往是持在滿族人手中，就比如朝廷六部，漢族尚書雖然擁有和滿族尚書一樣的官銜和政治地位，但在關鍵事務上的最終決策權還是由滿族尚書決策的；這種“尚滿”的傾向貫穿了整個清王朝。

在清軍入關的第二年，清廷遣八旗大軍一路南下，向南方內斗不休的南明政權，李自成農民軍殘部以及其他農民起義軍展露獠牙。

事實上，這次清廷南征是清軍作戰風格變化的一個分水嶺。在之前清廷所有的征戰中，不論是遼東地區亦或者入關之后的北方地區，清軍幾乎沒有出現過對于平民的大量屠戮，與之相反的是這次的清軍南征，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腥風血雨。

這個原因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清軍所面對敵手的強弱影響了清廷的判斷，清軍在之前面對著明王朝，不論是體量亦或者資源，明王朝都強于清政府十倍甚至百倍，在這種力量強弱對比之下，清政權的統治者對于人口資源相對比較珍惜，但此刻的清軍在中原大地幾乎占據著絕對優勢，對南方人口的大量屠戮，既是對反清勢力的震懾，也是大量削減南方人口對于南明勢力的支援能力。

其次，當時的大旱百年難遇，明王朝的腐朽統治，這兩者已經為中原大地制造了無數流民，這些流民聚集在揚州這種城市，他們極易在南明政權的拉攏下成為清軍的敵手；而初立中原的清廷同樣承受了這場旱災帶來的嚴重的糧食減產，同時又有戰爭的巨大消耗，根本無力賑災，因此這場大屠殺既是清王朝絕滅南明政權補充兵員的隱患，也是對社會資源和人口消耗之間的再平衡。

言歸正傳，清軍分兵三路：東路軍由原駐山東的固山額真準塔率領，南下徐州，沿運河水陸并進，收取宿遷、淮安、興化、通州、如皋以及長江以北濱海地區；中路軍為主力軍，由豫親王多鐸率領，從陜西出潼關，經洛陽東進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趨泗州、揚州，最終進攻南京；西路軍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尾隨李自成部大順軍由陜西商洛、河南鄧州，入湖北襄陽、荊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帶，主要解決左良玉部明軍，最終與多鐸部在今安徽省境內會師。

三路大軍向南出發，在戰略上對于南明弘光政權的首府南京形成合圍之勢，并且由于多路進軍，極大地分散了南明政權的抵抗力量，這為弘光帝朱由崧孤立無援，最終被俘埋下伏筆。

以豫親王多鐸率軍出虎牢關，兵鋒直指徐州，沿途州縣望風而降，徐州守將李成棟舉城投降，清軍再至揚州城下，遭遇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的頑強抵抗，清軍在多次勸降未果后最終發起強攻，僅僅一日，清軍攻破揚州城。

清軍在揚州實施了殘酷的屠城政策，史稱“揚州十日”，清軍入城后進行了大規模屠殺，城內居民死傷慘重，這一殘酷手段產生了強烈的震懾效果，使得后續清軍南下時，許多南明守軍聞風而降。

“揚州十日”之后，清軍在嘉定又一次展開屠城，史稱“嘉定三屠”。

在揚州陷落后，清軍繼續向南推進，南京的弘光政權由于黨爭，內部將領更是各自為戰，互相傾軋，弘光帝本身更是沉湎酒色，不問政事，當清軍兵臨城下時，南京城內已陷入混亂，弘光帝朱由崧倉皇出逃，清軍幾乎未遇抵抗就進入了南京城，南京的陷落，標志著弘光政權的終結。

伴隨著清軍在南方暴行的，還有滿清政府推行的“剃發令”，還有康雍乾三代帝王時期發起的“文字獄”，這種通過屠殺來震懾，通過“剃發令”“文字獄”來尋求文化上的控制，這顯然具備有民族壓迫和民族征服的性質在內。

對于清王朝時期的民族主義呈現鮮明的矛盾性：一方面通過文化整合策略成功構建了“傳統王朝”形象；另一方面又保持“尚滿”傾向，核心權力始終掌握在滿族手中。這種統治模式既保證了政權穩定，也埋下了民族隔閡的隱患。

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統一遠不止于疆域的整合。清王朝的興衰啟示我們，持久的統一需要建立在文化包容與民族融合的基礎之上，單純的軍事征服和政治控制難以消除深層的民族隔閡，只有通過平等的文化對話、消除制度性歧視、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才能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