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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簡述大全

     荷花小女子 2011-12-01
    文/網絡     編輯制作/荷花小女子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莊子》

      《莊子》是道家學派的言論著作總匯。莊子即莊周,是戰國時期(公元前472年—公元前221年)的隱士,宋國蒙(今中國中部河南商丘)人。《莊子》經過漢朝劉向的編定,共有五十二篇。現在版本的《莊子》只有三十三篇,分三部分,其中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是晉人郭象所定的版本。

      《莊子》內篇思想比較系統,文字風格也很一致,而外、雜篇內容則很豐富,但風格有了一些差別。內容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的重要經典。

      到了唐代時,因為皇帝將老子李耳尊為祖先,所以尊崇道教,《莊子》因此也被尊為《南華真經》。《莊子》注釋版本較多,郭象的《莊子注》最有名。清代人郭慶藩著有《莊子集釋》。

      莊周深切地感受過社會變革和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他認為痛苦的原因是圣人們制定了禮樂,引起了競爭,而提倡仁義又造成虛偽,所以是仁義禮樂損害了人的天性。

      莊周和老子同樣認為上古時人性樸實,沒有戰爭與爭斗,生活安逸。所以應該拋棄禮樂,斷絕仁義。

      莊周寧可貧窮,也不愿去做官,那會喪失本性和自由。但莊周又不主張遁入山林,主張在現實生活中保持超脫的境界。他鄙視名利,認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別都沒有意義。只有“道”使得天地萬物相通為一,知道它們相通為一,就是得道。得道者不必貪生怕死,所以莊周在妻子死后還“鼓盆而歌”。

      《莊子》用很多寓言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哲學觀點,同時也給后人留下了很多動人的故事。

      《莊子》無情地揭露了當時的虛偽行為,在似乎矛盾的言論中有著深邃的智慧。其中當然也有對人生的悲哀態度和對社會的失望,只好寄希望于心靈的純凈,追求逍遙的內心境界。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記載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齊國政治家晏嬰言行的一種歷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間傳說匯編而成,書中記載了很多晏嬰勸告君主勤政,不要貪圖享樂,以及愛護百姓、任用賢能和虛心納諫的事例,成為后世人學習的榜樣。晏嬰自身也是非常節儉,備受后世統治者崇敬。

      書中有很多生動的情節,表現出晏嬰的聰明和機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間廣泛流傳。通過具體事例,書中還論證了“和”、“同”兩個概念。晏嬰認為對君主的附和是“同”,應該批評。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議,補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為。這種富有辯證法思想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成為一大亮點。

      《晏子春秋》經過劉向的整理,共有內、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釋書籍有清末蘇輿的《晏子春秋校注》、張純一的《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吳則虞的《晏子春秋集釋》,參考價值較高。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荀子》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言論匯編。但他的思想和孟子有很大區別,荀子主張性惡,和孟子的性善相對。他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所以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賢,人性之所以善是受后天教育的結果。

      荀子受老子的思想影響,認為天沒有意志,只是生長萬物的自然界而已,不能決定人的吉兇禍福。所以他提出人應順應自然,但也能改變自然,即“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

      荀子重視禮,也重視法,這是他對儒家學說的重要發展,后來他的兩個學生李斯和韓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認為禮在調節人與人的關系中有重要作用。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以強力壓人。王道的具體內容是禮義和仁政。他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認為治國應該“平政愛民”。他還將君主比作舟船,百姓比作水,“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意思是提醒君主,如果聚斂、刑殺無度,政權就會像船一樣被水打翻。

      他主張治國用禮義教化的同時,也主張用刑罰鎮壓。因為荀子的一些思想和儒家傳統有分歧,所以受到后人非議,特別是遭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反對。到清朝末年,梁啟超等人又重新肯定了荀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荀子》在西漢時由劉向編定,有三十二篇。清代學者為之所作的注釋很多,清末的王先謙匯集這些成果,寫成《荀子集解》,是注本中最好的。近代的梁啟雄著有《荀子簡釋》,內容也很簡單易懂。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吳子》

      《吳子》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兵書,吳起所作。吳起(?—公元前381年),衛國左氏(今中國東部山東定陶縣西)人,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曾經拜左丘明的弟子曾申為師,后來在魯國為將,屢立戰功。

      此后又到魏國做將軍,魏文侯派他率兵攻秦,幾次打敗秦軍,因功被任命為西河郡守。在魏國,他幫助魏溫侯推行法家政策,進行改革。秦國軍隊在靠近魏國的邊境上建立了一個叫小亭的軍事要塞,為了打掉這個要塞,吳起下令,先登上小亭的士兵,賜予大夫之官職,同時賞賜上等的田宅,終于占領了小亭。

      到魏武侯時,吳起受到排擠,只好離開魏國,到了楚國。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相當于宰相,主持楚國變法,楚國因此而強盛起來。楚悼王死后,宗室叛亂,吳起最后被殺于楚悼王靈柩前。

      吳起的兵書在戰國和西漢時期很受歡迎。《韓非子·五蠹》中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稱“吳起《兵法》世多有”,其影響幾乎能和《孫子兵法》相比。《漢書·藝文志》兵權謀類著錄《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只有一卷。宋《郡齋讀書志》著錄“唐陸希聲類次”《吳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見今本《吳子》乃是后人整理過的一種刪節本。

      現存的宋版《武經七書》、影印宋朝版本《孫吳司馬法》,《吳子》共上下兩卷,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基本采用魏文侯、武侯與吳起問話、對話的形式,共三十三章。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尉繚子》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經七書》本最早。《漢書·藝文志》雜家收錄了《尉繚》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書治要》中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有和《尉繚子》相符的竹簡書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現在流傳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常和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后人增加的內容。

      《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觀點,這也許是被納入雜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研究。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是中國現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兵書,又名《孫子》、《孫子兵書》、《吳孫子兵法》、《孫武兵法》、《孫武兵書》等。歷來受到兵家的重視,據說拿破侖戰敗后還曾為沒有早日得到此書而后悔。宋朝以后被列入了《武經七書》之首,在唐初傳入日本,近代以來又傳入歐美,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此書是春秋末期(公元前476年前后)的孫武所著。孫武,原為齊國人,后來到了吳國,因為獻上兵法十三篇,被吳王闔閭重用,拜為大將,和伍子胥共事,輔佐吳王,后來領兵攻破楚國都城郢。

      《孫子兵法》從漢代開始一直認為是孫武所著,但宋朝以后,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此書有著明顯的戰國特征,是不是孫武所作值得懷疑。最早提出質疑的是北宋時期注釋《孫子兵法》的名家梅堯臣,南宋的葉適也推測《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在梅、葉等人說法的影響下,后來又出現了不少懷疑之說,影響較大的是“孫臏所作說”,主要是近代的一些中國和日本學者。他們認為,漢代人所說的孫武不見于先秦古書,疑點很多,可能由孫臏的傳說演化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關于《孫子》的成書年代和作者也有爭論,通行的看法認為《孫子兵法》是孫武草創,但最后整理成書的是孫臏。

      《孫子》全書共十三篇。《計》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并制訂作戰計劃。這是全書的綱領。《作戰》主要是廟算后的戰爭動員。《謀攻》是以智謀攻城,即不專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種手段使守敵投降。《形》、《勢》講決定戰爭勝負的兩種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觀、穩定、易見等性質的因素,如戰斗力的強弱、戰爭的物質準備;“勢”指主觀、易變、帶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氣的勇怯。《虛實》講的是如何通過分散集結、包圍迂回,造成預定會戰地點上的我強敵劣,最后以多勝少。《軍爭》講的是如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奪取會戰的先機之利。《九變》講的是將軍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戰略戰術。《行軍》講的是如何在行軍中宿營和觀察敵情。《地形》講的是六種不同的作戰地形及相應的戰術要求。《九地》講的是依“主客”形勢和深入敵方的程度等劃分的九種作戰環境及相應的戰術要求。《火攻》講的是以火助攻。《用間》講的是五種間諜的配合使用。書中的語言敘述簡潔,內容也很有哲理性,后來的很多將領用兵都受到了該書的影響。

      在1972年 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竹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它證實了《史記》關于《吳孫子》和《齊孫子》從漢初就各有其書的記載,澄清了一些誤解。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兵書,也是《孫子兵法》后“孫子學派”的又一力作。《孫臏兵法》古稱《齊孫子》,作者為孫臏,傳說他是孫武的后代,在戰國時期生于齊國阿、鄄之間(今山東陽谷、鄄城一帶),曾和龐涓一塊兒學習兵法。后來,龐涓輔佐魏惠王,做了將軍,暗中派人請孫臏到了魏國。但龐涓見了孫臏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來陷害孫臏,給他用了臏刑,即去掉膝蓋骨的殘忍肉刑,所以后來人叫他孫臏。

      在友人的幫助下,孫臏最后逃離魏國,到了齊國,被齊威王重用,做了齊國將軍田忌的軍師,設奇計大敗魏軍,并射死龐涓。后來,田忌被鄒忌排擠,流亡到楚國,孫臏大概也隨他而去,所以漢人王符說“孫臏修能于楚”。在戰國的兵家中,孫臏是以“貴勢”即講求機變而著稱的,他和吳起都是當時著名的軍事家。

      最早明確記載孫臏有兵法的是《史記》,《漢書·藝文志》把它與《吳孫子兵法》并列,著錄《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據考證,《孫臏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為《魏武帝注孫子》提到了“孫臏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趙蕤《長短經》卷九也提到過“孫臏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孫臏曰:用騎有十利”一段,但從《隋書·經籍志》以后就不見記載了。

      1972年2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竹簡本的《孫臏兵法》,這使失傳已久的古書得以重見天日。竹簡本《孫臏兵法》經過認真整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可以確定屬于《齊孫子》的十五篇,包括《禽龐涓》、《見威王》、《威王問》和《陳忌問壘》等;下編是還不能確定屬于《齊孫子》的論兵之作。竹簡本篇數大大少于《藝文志》著錄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慎子》

      《慎子》是戰國時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原來學習道家思想,是從道家中分出來的法家。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于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后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群書治要》里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為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此外,還有佚文數十條。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張“民一于君,事斷于法”,即百姓、百官聽從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級的官吏只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執法,反對人治。主張立法要為公,反對立法為私。用他的話說,就是“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越,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勢”和“無為而治”。重“勢”是為了重視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權勢,才能保證法律的執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龍和云霧,飛龍有了云霧才能飛得高,如果云霧散去,飛龍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儒家主張的“德治”,認為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產生很多弊端。在無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張是相似的,只是論述的角度不同。他認為,如果國君什么事都自己親自去做,不但會筋疲力盡,還會使大臣旁觀,不積極做事。等一旦有了過失,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申子》

      《申子》是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鄭國京(今中國中部河南省滎陽縣東南)人,韓國滅掉鄭國后,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他原來信奉道家思想,后來分化出來,成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來有兩篇,《漢書·藝文志》中說是六篇。清朝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有《申子》的輯本,但不是原貌了。現在只在《群書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體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繼承了道家的學說,主要從道家里邊吸收了“君人南面之術”,即駕御大臣的權術,以此來加強法家當時所主張的君主中央集權制度。他主張君主“無為”,即不從事任何具體的工作,只是不動聲色地用“術”去駕馭臣子。根據《韓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釋,“術”的意思是說,君主要按照大臣們的才干授予官職,還要經常對他們進行督促和考核,根據政績來決定賞罰。

      申不害強調,明君是身體,大臣是雙手,君主要掌握權柄,大臣去做具體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賞罰等大權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視聽,防止大臣主權獨斷侵害君主的權力,那樣很可能導致大臣謀殺君主而自立為王。

      申不害主張的“術”,最典型的就是“藏于無事,示天下無為”,這是具體的駕御大臣的權術。要求君主“去聽”、“去視”、“去智”,就是裝聽不見,裝看不見,裝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細,沒辦法投其所好,也就沒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則可以看得明白,辨別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韓非認為,“術”是必要的,但只講術而忽視法,會導致法令前后矛盾,給人可利用的機會。所以,韓非批評申不害是只懂得“術”而無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商君書》

      《商君書》是戰國時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匯編,又名《商子》。商鞅(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出身于衛國國君的遠親,名鞅,所以稱“衛鞅”或者“公孫鞅”,后來因為在秦國變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稱他“商鞅”。他年輕時就喜歡法律之學,曾經在魏國相公叔痤的手下做過家臣,對李悝和吳起等人在魏國的變法情況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廣求賢才,商鞅于是帶著《法經》到了秦國,開始在秦國變法,史稱“商鞅變法”。

      《漢書·藝文志》中收錄了《商君書》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遺著,記錄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戰國末年商鞅學派的后人編成的。

      《商君書》主要記載了商鞅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開塞》篇提出了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所以,在當今之世,首要的任務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須增強國力,實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實行儒家主張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即變法要根據現在的具體情況,不能再守舊。

      在具體措施上,商鞅主張:

      第一,加強君權,建立賞罰嚴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就是賞賜只能給有功的人和積極告發犯罪的人。“壹刑”就是處罰不分等級,不照顧貴族特權,不隨意赦免。商鞅總結了一條前人的教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違背法令和不利于農戰的思想言論。他鄙視詩書禮儀,還把“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說成了“六虱”,反對根據這六種情況授予官職。

      第二,獎勵軍功,提倡耕戰,取消貴族的世襲特權。商鞅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他解釋說:“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所以國家就可以利用這種本性,用獎賞的方法激勵百姓努力生產,作戰時努力殺敵。同時,取消沒有軍功的貴族特權。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視法治、信用和權勢。執法要公平,要講究信用,即使官員貴族犯罪也要處罰。為了加強君主的權勢,必須尊君。

      第四,治理國家要用重刑,商鞅稱為“以刑去刑”。他認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則重者無從至矣”。即對輕罪嚴厲處罰,就可以杜絕犯重罪了。這種重刑思想后來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結果導致了秦的速亡。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孟子》

      《孟子》一書主要記載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孟子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有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自己的修行去保持和發展,否則就會喪失這些善良的品德,所以他要求人們重視內心修行。

      孟子還主張仁政、王道。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認為暴政是滅亡的根本原因,即“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當時也是很有價值的,即民貴君輕。他認為君主必須重視大臣和百姓的利益,君主有大錯,臣下要勸諫,如果不聽就可以推翻他,另外擁立賢能人做君主。如果是像桀、紂那樣的暴君,臣民還可以誅殺。

      孟子反對霸道,即用戰爭去征服別國,他主張仁政,實行王道,用爭取民心來戰勝對方,即“仁者無敵”。

      孟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和思想,其對后世的影響和地位僅次于孔子,后人稱他為“亞圣”。北宋以后,《孟子》成為儒家經典,地位上升。南宋時朱熹將《孟子》和《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

      從宋朝到明清,“四書”成為讀書人的必讀教材。注釋方面,朱熹有《孟子章句集注》,論述精辟簡明,是南宋到明清最有影響的注釋本。清代的焦循有《孟子正義》,注釋詳細,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論語》

      《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后學記述孔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寫成于戰國初期(公元前475年前后)。《論語》記述了孔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記載了他的生活習慣和細節。全書大體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所記,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資料。

      歷代研究《論語》的書籍很多,現存主要有三國何晏的《論語集解》等。南宋朱熹的《論語集注》,是儒家學派對《論語》研究的代表作。

      清代劉寶楠寫《論語正義》,吸收了漢、宋、清各代觀點,為何晏的集解作了進一步闡述。近代學者程樹德匯集古今書籍兩百余種,編成了《論語集釋》,很有參考價值。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呂氏春秋》

      戰國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在公元前239寫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夜。此書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書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順應客觀的思想,但舍棄了其中消極的成分。同時,融合儒、墨、法、兵眾家長處,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面的理論體系。呂不韋的目的在于綜合百家之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以后的秦國統治提供長久的治國方略。

      書中還提出了“法天地”、“傳言必察”等思想,和適情節欲、運動達郁的健身之道,有著唯物主義因素。同時,書中還保存了很多的舊說傳聞,在理論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另外,書中也有一些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應該加以分辨。

      司馬遷在《史記》里將《呂覽》與《周易》、《春秋》、《離騷》等并列,表示了他對《呂氏春秋》的重視。東漢的高誘還為其作注釋,認為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即超過了諸子的成就。《漢書·藝文志》則將該書列入雜家,所以儒家學者不再重視。

      《呂氏春秋》的注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可以作為參考。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老子》

      《老子》是用韻文寫成的道家哲學著作。全書分為八十一章,上下兩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來被尊為道教經典,故又稱《道德經》。

      《老子》書中最高的哲學范疇是“道”。道看不見摸不著,和具體物不同。他認為,具體物是有對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惡,“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而道是無對立的,“混而為一”。萬物都有生有滅,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老子反對人們爭強好勝,他認為具體的事物都要向反面轉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漢初的統治者采取“與民生息”的政策,把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后來,漢武帝重視儒學,黃老思想地位下降。

      從漢初崇尚黃老思想之后,歷代對《老子》的研究和注釋很多,注釋本有六、七百種之多。近現代則有朱謙之的《老子校釋》、高亨的《老子正詁》、任繼愈的《老子今譯》和《老子新譯》。《老子》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被譯成了多種文字。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韓非子》

      《韓非子》是戰國時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又名《韓子》。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韓國貴族出身,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看到韓國國力日益削弱,韓非幾次勸諫韓王,但韓王聽不進去。在韓非還在世的時候,他寫的這本書名聲就很大了,當時還是秦王的秦始皇讀到了其中的《孤憤》、《五蠹》等篇章,非常喜歡,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但在公元前234年,韓非奉命出使秦國時,卻被李斯陷害入獄,后來被逼服毒自盡。

      在西漢時期,劉向校書時加進了幾篇別人的作品,如《初見秦》、《有度》和《存韓》的后半篇,最后定《韓非子》共五十五篇。韓非的思想成就超過了所有的法家,他在總結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代表性法家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成熟法治理論。他認為君主必須重視權力、威勢和駕馭臣下的權謀之術,這樣才能保證法令的貫徹執行,鞏固君主的集權地位。后來,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發揮了他的思想,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

      韓非還繼承了老師荀子的人性惡學說,主張治理國家必須實行刑、賞。在《韓非子》中,《解老》、《喻老》兩篇,都是用法家的觀點來對《老子》進行解釋,體現了韓非的哲學思想。《五蠹》則將歷史的發展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個階段,他認為時代在不停地發展,所以社會和政治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儒家恢復周禮的復古思想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管子》

      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農家的觀點,傳說是春秋時期管仲的著作。

      現在的版本《管子》是在西漢時由劉向編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現只有七十六篇,內容分為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

      在劉向編定之前,韓非、賈誼、司馬遷等人都認為它有一個中心思想,即主張法治的同時也提倡用道德教化來進行統治,對禮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測這是齊國學者結合本國特點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種新學說。也許是劉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編進了《管子》,造成了內容龐雜的結果。盡管如此,《管子》還是在保存豐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參考價值,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寫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匯集一書,學習、使用都很方便。



    先秦諸子百家典籍——《公孫龍子》 

      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后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孫龍的著作,《漢書·藝文志》中收錄了《公孫龍子》十四篇,但現在只保存下來了六篇。第一篇《跡府》也是后人搜集的有關他的事跡,其他五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孫龍的所作。作為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以“白馬非馬”論和“離堅白”而著名,

      他的這些思想分別見于《白馬非馬論》和《堅白論》中,這是公孫龍名辨思想的核心內容。在《公孫龍子》一書中,公孫龍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個性所具有的內在矛盾。他的特點就是夸大這種矛盾,并否認兩者的統一,所以最后得出違背常理的結論。即白馬不是普通所說的馬,顏色中的白色和質地的堅硬他也人為地分裂開來論述。

      另外,在《指物論》中他還著重論述了指與物的關系。“指”即事物的概念或名稱,“物”是具體的事物,它們的關系也就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通變論》則論述了對運動變化的看法,《名實論》討論名與實的關系。上述五篇文章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學說體系。

      《公孫龍子》的注釋本,有宋朝人謝希深的注本,以及清朝陳澧的《公孫龍子注》。近代陳柱的《公孫龍子集解》,王啟湘的《公孫龍子校詮》也可以參考。


    《尚書》 

      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又名《書》。“尚”即上古,“書”是指書寫于竹帛上的歷史,“尚書”即“上古的史書”,主要是商、周兩代統治者的一些講話記錄。

      《尚書》的書名是漢代文學家確定的。漢代的《尚書》是由秦朝的博士伏生藏在墻壁中躲過秦的焚書和楚漢戰爭的亂世才保留下來的。伏生從殘簡中拼湊出了二十八篇,經過學生傳承形成西漢的《尚書》學三家,成為官學。因為伏生藏的書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為了區別以后新出現的“古文”本,就稱為《今文尚書》。

      西漢中期時,幾次出現先秦留下來的版本,叫《古文尚書》,此后就引起了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近兩千年的今古文之爭。

      西晉永嘉年間的戰亂中,今、古文典籍散失。東晉初年,梅賾獻出一部《尚書》,經文下邊有“孔安國傳(傳就是注釋)”的《古文尚書》十三卷。此書將伏生二十八篇分成三十三篇,又從當時古籍中摘編出二十五篇,湊夠了劉向、鄭玄所說的“古文五十八篇”。因為經文完整,注解清楚,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加上統治者的支持,逐漸取得正統地位而流傳下來。

      唐朝的孔穎達寫了《尚書正義》二十卷,到南宋時和“孔傳”合刊為《尚書注疏》(“孔傳”為注,《正義》為疏),明、清時收入《十三經注疏》中。


    《六韜》 

      《六韜》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兵書之一,也叫“太公六韜”,內容由《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部分組成。《隋書·經籍志》里說是“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就是西周的呂尚,即姜子牙,他在古書中又被稱為“太公望”或“太公”。全書用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問的形式寫成,語言淺顯易懂。書中詳細地論述了騎兵戰術,但騎兵作為一個新兵種,是到戰國時才出現的,其他的內容,例如將相分職、國君避正殿以消災兇、談論王道霸業等,這都不是戰國前所有的事,之所以說是姜子牙所著,主要是后人假托的。

      《六韜》最晚在戰國后期就出現了。在1972年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里,有一部分抄錄了《六韜》,殘存的內容大多與現代本《文韜》、《武韜》、《龍韜》中的篇目相符。這說明在西漢前期此書已廣為流傳,由此可以斷定,這是戰國時期熟習兵學的謀士們廣泛吸收周王室的文獻、各種兵家言論,然后結合自己的體會編寫而成的,可能是多人所寫。在宋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1085年)編定《武經七書》時,對此書有一次全面修訂,現在的版本就是元豐改定本,共六十篇。

      《六韜》在先秦兵家著作中是篇幅最長的,內容也很豐富。《文韜》、《武韜》主要講政治戰略,思想包括儒、道、法、縱橫眾家;《龍韜》以下的四部分,講述了軍隊的編制、裝備、軍令、軍紀、人才選拔、練兵方法、官兵關系、兵種配合、通訊聯絡、后勤供應以及不同條件下采用的各種戰術。對突圍戰、圍攻戰、攻堅戰、防御戰、埋伏戰、奔襲戰、山地戰、林地戰、水澤戰、夜戰、車戰、騎戰、步戰、火攻等不同的戰法都有具體論述,比《孫子兵法》、《吳子》、《尉繚子》等書更為詳細,堪稱作中國古代的兵學大全。

      西漢以后《六韜》開始廣泛流傳,唐朝以后,兵家都喜歡學習《六韜》,常引用其中的觀點。宋朝時則編入了《武經七書》,武將們對此極為重視,成為必讀書,可見此書在歷史上的影響之大。


    《禮記》

      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儒家論說或解釋禮制的文章匯編。

      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是“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即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戴圣選編其中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東漢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專稱《禮記》而且和《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為經。書中還有廣泛論說禮意、闡釋制度、宣揚儒家理想的內容。

      宋代的理學家選中《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把他們合稱為“四書”,用來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


    《楚辭》 

      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楚國的文學總集,原來收入了楚國人屈原、宋玉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后來王逸又增加了自己的《九思》,達到十七篇。以屈原的作品為主,其中《離騷》、《九歌》、《天問》等篇保存了較多的歷史資料和神話傳說,學術參考價值很高。

      屈原(約公元前339年—約公元前278年),名平,因為主張改革,推行法治,任用賢能人為官,受到楚懷王兒子子蘭等人的誣陷,被罷官。到了頃襄王時,屈原又被放逐,絕望之下投汨羅江而死。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大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他的進步理想。屈原常以歷史抒發內心的情懷,而且從中尋找經驗教訓。

      《九歌》原來是古代的樂歌,相傳是夏啟從天上偷來的。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基礎上創作了《九歌》,沿用了古代樂歌的名稱,總共十一篇,保存了關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陽神的神話傳說,是現在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寶貴史料。

      《天問》則是首長詩,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歷史提出了多達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其中也保存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如關于鯀、禹治水的傳說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就涉及鯀和鴟龜的關系,禹和鯀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時曾得應龍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細節。關于后羿的傳說所提的問題,涉及到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嬪,最后被寒浞殺害等細節。關于商的始祖契,以及從契到湯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缺乏,而《天問》則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線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內容,尤其珍貴。


    《周易》 

      《周易》又名《易》、《易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包括經和傳兩部分,里邊共六十四卦,每卦含六爻。經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辭、爻辭四部分,卦辭是解釋全卦的含義,爻辭是解釋每一爻的意義。

      《易經》中傳的部分稱為《易傳》,司馬遷稱為《易大傳》,以區別漢代其他各家的易傳。《易大傳》是最早解釋《易經》的著作。《易傳》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系辭傳》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七部分共十篇,稱為《十翼》。翼即羽翼、輔助的意思,表示《十翼》目的是解釋《易經》。

      《彖傳》是根據卦象爻象來判斷每一卦的含義。《象傳》則解釋卦象和卦辭爻辭,分《大象》和《小象》。解釋卦象和卦義的稱為《大象》,解釋爻象和爻義的稱為《小象》,因為以卦象、爻象為依據,所以叫《象傳》。《系辭傳》是《易經》的通論,以闡述《易》理及其作用為主,系在經之后,所以叫系辭。《文言傳》是解說乾坤二卦的卦辭和爻辭的,《說卦傳》的前一部分很簡要地說明《易》的卦爻為觀變窮理,貫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說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傳》說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和意義。《雜卦傳》將性質相對或其義相近的卦組合起來說明其卦義,因為沒有按《易經》六十四卦的順序排列,次序雜亂,所以有了這個名字。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經》到《十翼》,源遠流長。原來傳說是伏羲創造了八卦,周文王發展到六十四卦,孔子著《十翼》。現在,一般認為八卦開始于上古,卦辭爻辭形成于西周初期。《易傳》則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內容以儒家思想為主,也包含了道家、陰陽家的思想。

      《易》的名字有三種含義:變易、不易、簡易。變易說明運動變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規律,不易是說事物相對的穩定性,簡易是以一持萬、執簡馭繁之道。《易》用陰陽學說推測人事,所以《易》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易》除了哲學,還包括了天文、地理、樂律、兵法、爐火煉丹、醫卜星相等,甚至現代的科學都有說起源于《易》的,如計算機采用的二進位制。


    《周禮》 

      《周禮》是一部古代官制典籍,寫作年代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全書的補充定型則在戰國時期。后來有小部分漢代資料摻雜進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

      《周禮》在漢代稱《周官》,又叫《周官經》,西漢末期的劉歆開始稱《周禮》。

      全書分六篇,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稱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宮中事項;地官稱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內人民教養;春官稱為禮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稱為政官,管理軍制、步騎、兵甲、交通及各方諸侯有關事項;秋官稱為刑官,管理刑獄、司法政務,兼掌禮賓;冬官稱為事官,管理工程建設兼及溝洫、土地、水利等。每一官職都有不少下屬,共計幾萬人。

      《周禮》以官制的職掌聯系各種制度,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充實府庫,為治理統一的大國提供設計藍圖。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是南北朝時期(公元420年—581年)有關個人經歷、思想、學識并對子孫進行告誡的古書,分為七卷、二十篇。作者顏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字介,原籍瑯邪臨沂(今中國東部山東臨沂北),先祖在東晉(公元317年—420年)時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來侯景之亂時,梁元帝蕭繹在江陵自立,顏之推任散騎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顏之推被俘,后來在北齊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職。他的《顏氏家訓》是在隋滅陳即公元589之后完成的。

      顏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禮法影響,也信仰佛教。他博學多才,處事機敏,因而在多個在政權中任職,地位都很高。他的閱歷異常豐富,這是他書中思想形成的社會基礎。雖然有些觀點陳舊,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會、政治、文化的內容和議論,史料價值很高。


    “哲學”一詞的由來 

      在我國古籍中,“哲”作聰明、賢明、智慧釋;“學”當學問解,沒有“哲學”一詞。“哲學”一詞是近代從日本流傳過來的。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曾說過,第一個用“哲學”這個名詞的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這個希臘名詞由兩個字組成——“愛”(音譯為菲羅)和“智”(音譯為索菲亞),合起來即是“愛智”。這就是“哲學”的原始意義。這個詞轉借到英語、俄語、德語等語言中,都音譯為“菲羅索菲”。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哲學家西周,根據漢字的意義將“哲”和“學”拼成“哲學”一詞,意譯了英語的“philosophy”。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隨著新學的興起,“哲學”一詞開始在我國書報雜志中使用,并且很快取代了“玄學”、“形而上學”等不準確的名詞,成為通用術語。“哲學”即使人聰慧之學。(來源:中國文化小百科全書)


    哲學家、思想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市東南)人。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14年。孔子還是一位古文獻整理家,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2005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2屆執行局會議批準,以中國政府名義正式設立“孔子教育獎”。該獎主要表彰在教育領域,特別是農村教育和掃盲領域、婦女兒童教育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具有杰出貢獻的個人。這一獎項每年頒發一次,評出兩名獲獎者。

      生平介紹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貴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滅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啟于宋。由微子經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傳至泯公共。泯公長子弗父何讓國于其弟鮒祀。弗父何為卿。孔子先祖遂由諸候家轉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孫正考父,連續輔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為上卿,以謙恭著稱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繼任宋大司馬。按周禮制,大夫不得祖諸候,“五世親盡,別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為氏。后宋太宰華父督作亂,弒宋殤公,殺孔父嘉。其后代避難奔魯(孔氏為魯國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魯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跡無考。父親名紇,字叔,又稱叔梁紇,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稱。叔梁紇先娶施氏,無子,其妾生男,病足,復娶顏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名聞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子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后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后,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身世

      據考證,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叫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母親叫顏征在。叔梁紇是當時魯國有名的武士,建立過兩次戰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紇先娶妻施氏,生9女,無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稱孟皮。孟皮腳有毛病,叔梁紇很不滿意,于是又娶顏征在。當時叔梁紇已66歲,顏征在還不到20歲。

      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城東南)。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時,叔梁紇卒,孔家成為施氏的天下,施氏為人心術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紇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為施氏所容,孔母顏征在只好攜孔子與孟皮移居曲阜闕里,生活艱難。孔子17歲時,孔母顏征在卒。孔子19歲娶宋人亓官氏之女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魯昭公派人送鯉魚表示祝賀,孔子感到十分榮幸,給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

      坎坷的政治生涯

      孔子終生熱衷于從事政治,有一腔報國之熱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但最高統治者對于他始終是采取一種若即若離、敬而遠之的態度。他真正參與政治的時間只有四年多, 在這四年多的時間里,他干了不少事,職務提升也很快。但 終究因為與當權者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了。此時他已50多歲,迫于形勢,他離開了魯國,開始了被后人稱之為周游列國的政治游說,14年中,東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險,險些喪命。后雖被魯國迎回,但魯終不用孔子。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 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后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 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采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后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 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后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并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并沒給他什么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于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后,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于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 是孔子離開衛國后,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做所為有意見,怕孔子 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于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后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偉大的教育家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創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學方法;總結、倡導了一整套正確的學習原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學內容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7、8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的門徒還不大多,但是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在這一時期,孔子的學生中有比他只小6歲的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歲的子路。子路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

      第二階段:自37歲(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55歲(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國之前。這一階段共計18年的時間。這18年中,孔子雖然有4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并沒有停上授徒。這一階段是孔子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階段。他的教育經驗越來越豐富,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所收的弟子越來越多。除了魯國的學生之外,他的學生中還有來自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孔子的威望已經樹立起來。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顏回、子貢、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入孔門的。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來跟隨他周游了列國,一部分從了政。

      第三階段:自68歲(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國結束回到魯國,到他去世,共5年時間。這時,他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季氏最終并沒有任用他。他雖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時也發表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他把精力集中到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了。這一時期他的學生也很多,并培養出了子夏、子游、子張、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后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國的十四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在衛國、陳國先后住了數年的時間并沒有從政,弟子就在身邊,師生之間不可能不進行學術研討。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周游,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他們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練。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現突出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對于當時政治,尤其是對于孔子思想的傳播,對于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與后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孔子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崇敬,當有人誹謗孔子時.學生們站出來為孔子辯護,捍衛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感之深,勝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6年。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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