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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法國文學作品，傅雷翻譯了三十多種，其中巴爾扎克的作品占了一半，其余是伏爾泰、梅里美和羅曼·羅蘭等人的作品。民國以降，不知多少文學青年是在他開啟的窗口中開始了解西方世界的，更不用提那部家喻戶曉的《傅雷家書》。傅雷剛烈的性格與冷靜的人生態度交織而成，楊絳在《記傅雷》一文中說：“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干爽；軟和糯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朱梅馥了。”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匯縣周浦鎮傅家宅。降生之時，哭聲震天。長輩據《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給他取字“怒安”；因大發雷霆謂之怒，取名為“雷”。四歲的時候，傅雷的父親傅鵬飛冤死在監獄。不久之后，傅雷的弟弟又夭折。寡居的母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 母親對傅雷的管教之嚴近乎不近人情，一年到頭，只有春節時的兩三天準許兒子玩耍，其余時間都得在家學習。年幼的傅雷，功課上稍有差錯，就會被母親打得連聲喊救命，鄰居聞聲趕來才能得救。這樣的家庭環境不免造就了傅雷孤僻而又倔強的性格。 十二歲時，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次年考入上海徐匯公學，后因言辭激烈地批評宗教而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25年，傅雷積極參加“五卅”運動，上街講演，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次年，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他帶頭掀起反學閥運動，被校董吳稚暉下令逮捕。母親擔心之余，強行把他送到鄉下，傅雷在那里創作了小說《回憶的一幕》。 二十歲那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途中著寫《法行通信》，很為曹聚仁推重，編入了《名家通信集》。留法四年，他一直嘗試通過翻譯來學習法文。1931年，傅雷與劉海粟合編《世界名畫集》，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9月，傅雷被劉海粟拉回國做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辦公室主任。那里名家薈萃，包括黃賓虹、張大千、賀天健、潘玉良等人。 不久后，劉海粟著手推進學校的教學業務，又聘請了一批新的教職員，其中就有原北平美專的俞劍華。為幫助俞劍華在學校中樹立威信，劉海粟讓校工把俞先生的畫掛在長廊里供師生們欣賞。這天，傅雷來到學校，看到墻壁上的畫，眉頭皺了起來，立即命令校工把畫摘下來。校工表明這是劉海粟的意思，傅雷不為所動，說：“這些畫沒有創造性，才氣少，收掉！” 此時，劉海粟和俞劍華恰好在場，劉海粟的汗都下來了，為了緩和氣氛，一邊向俞劍華解釋說傅雷就是這個牛脾氣，一邊把傅雷介紹給俞劍華。好在俞劍華很有涵養，客氣地和傅雷打招呼。不料傅雷仍然冷著一張臉，只是點了點頭就走進了辦公室。 傅雷的犟脾氣在朋友圈內是出了名的，他幾乎和每一個朋友都有激烈爭執的記錄，甚至不乏絕交的決絕舉動。他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職的時間不長，1933年9月，傅雷以母親去世為借口辭職了事。后來，他在《傅雷自述》一書中提到了辭職的一個原因：“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有一回，他認為劉海粟不公正地對待了一位年輕的教師，斷然和好友絕交了。 朋友劉抗對他的暴烈脾氣印象深刻，他回憶說：“提起他個性的剛烈，有幾個插曲可資佐證：一、傅聰鼻梁上有塊疤，就是為父者嚴厲訓誡孩兒時順手抓起一只瓷盤扔過去的標志。二、我在滬濱締婚后，海粟曾設席招待，我們應約赴宴。次周，傅雷亦如法炮制，適內子身染微恙，婉謝之，他認為不給面子，于是雷霆大發，把我送給他的畫也除下退回，數月不相聞問。” 年輕時的傅雷與夫人 朱梅馥是1932年與傅雷成婚的，她不僅與傅雷生死與共，也是傅雷唯一的知己。楊絳夸她身兼五職：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婦，還有最稱職的秘書。朱梅馥在給兒子傅聰的信中說：“他一貫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軍奮斗，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茍，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 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離開之后，孤傲的傅雷難以適應在各色人等中周旋的日子，只有躲到書齋做起了譯書匠。此后，幾乎終其一生，他都以一個“自由職業者”存世。哪怕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他依然故我，仍舊以譯文為生。他對別人苛刻，對自己更是苛刻，不論大事小節，都一絲不茍。 抗戰爆發后，傅雷不愿待在敵占區，帶著家人跑到大后方。因為和國立藝專的校長意見不合，又犯了牛脾氣跑回了孤島上海。在孤島期間，傅雷為了免于見到日本人，基本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立下了“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的規矩，只是發奮譯書。他的一生有兩個階段譯書最為勤快，抗戰期間算其中一個。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沒有到會，只是提供了一份書面意見，說當下的翻譯存在很多問題，并不客氣地舉了很多例子。與會的很多人都中了他的招，大罵他狂傲，其中一位老翻譯家竟然氣得大哭起來。 傅聰是傅雷的長子，從小就顯露出非凡的音樂天賦，在傅雷的嚴苛教育下，終于在1954年8月獲中國政府派遣前往波蘭學習。1955年，在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上，傅聰獲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成為第一個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的新中國的音樂家。自傅聰出國，傅雷的家書源源不斷寄去，結集成書，就是后來著名的《傅雷家書》，書中有這樣一段： 以演奏而論，我覺得大體很好，一氣呵成，精神飽滿，細膩的地方非常細膩，音色變化的確很多。我們聽了都很高興，很感動。好孩子，我真該夸獎你幾句才好。回想一九五一年四月剛從昆明回滬的時期，你真是從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你從此注意整個的修養，將來一定能攀登峰頂。 或是因為無法面對，或是為了音樂，1958年12月，傅聰孤注一擲，決定出走。 1959年年初，傅雷得到傅聰出走的消息時呆若木雞，半晌沒有說出話來。傅雷在信中寫道：“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象得到。你要熱愛祖國，這一點尤其不能忘了。”為此，傅聰給自己定了三個“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臺灣；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然而，1964年，傅聰為了演出方便，加入了英國國籍。傅雷得知消息，好幾個月沒給傅聰回信。 1966年9月3日凌晨，五十八歲的傅雷、朱梅馥夫婦決定在住了多年的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疾風迅雨樓”自殺。 死前，他們留下了一封上千字的遺囑。遺囑沒有絲毫的怨天尤人，向傅聰舅舅朱人秀交代了十三件細致入微的具體事項，包括上繳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錢，留給保姆周菊娣兩塊表及六百元的存款單，家具自行處理，書畫則由公家決定。最后，他們還留下了火葬費：現金五十三元三角。為了防止自縊之后尸身將上吊的凳子踢倒而吵醒深睡的鄰居，夫婦二人事先在地上鋪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糾結于這個細節，幾十年后，慧超寫道：“一個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夠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還能夠從容地保持自己的教養，這樣的靈魂是多么難得。獨立意志、自由精神、君子教養，這三點該是充盈于那張棉被之中的精神吧。真正的英雄不是沒有卑劣的情操，而是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他得出的結論是： 高貴，不過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公眾號介紹】了解民國人物，感受民國風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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