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財經自媒體到券商研究報告，絕大多數都將近期人民幣的加速升值解讀為中國“對抗國際大宗商品的手段”，且依然將央行金研所所長周誠均在莫干山論壇上的觀點稱作“央行重磅發聲”，而根本無視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在周誠均言論發布之后的“緊急表態”，更無視國務院金融委“要維護股、債、匯市場平穩運行”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的要求，甚至一些分析把人民幣升值和A股綁定為“正相關關系”，這顯然有違市場一般規律，更嚴重的是：這樣的綁定勢必為中國經濟未來制造重大風險。 我們需要再次重申：人民幣執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尤其在央行“退出匯率日常干預”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則更加遵從市場供求變化。就算央行有愿望，那這個愿望也是“雙向波動”，而絕不可能是“單邊升值”。但很不幸，無論是券商報告，還是自媒體鋪天蓋地的“將人民幣推向單邊升值預期”，這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弊大于利。 無論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走勢，中國應對輸入性物價上漲必須“多管齊下”，尤其在中國經濟推行新發展格局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必須、也首先需要符合“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本要求。如果人民幣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而不斷升值，表面看似乎是為降低企業原材料進口價格，但實際卻意味著國內貨幣政策被華爾街操縱的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綁架，這顯然是危險的。  我們需要注意：無論中國外匯如何市場化，中國都不能放棄人民幣定價權，更不能容忍在“市場決定論”的名義，放任人民幣被國際勢力惡炒。 我們必須懂得，在開放條件下，允許人民幣對外無度升值，實際卻意味著央行允許貨幣政策對內緊縮。長此以往的后果是：中國制造業企業承受“雙通縮”壓力——即企業因原材料價格上漲而必須增加的貸款無處尋覓，以及央行容忍人民幣升值而實際導致的國內貨幣緊縮。更嚴重的后果是：人民幣升值幅度絕不可能全額對沖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反而國內需求被物價上漲壓制，并使得企業前端成本上升無法向后端傳導，那只會逼迫企業停工停產，甚至破產倒閉。 眼下的實際情況實際恰恰如此。近日，從廣東佛山發來的消息顯示，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制造業企業宣布“停產放假”，而且涉及行業非常多。比如造紙、電纜、電器、鑄造、木材加工、裝飾裝修等等，原因無非兩則：現金流緊張＋入不敷出。剛剛，東莞某電源有限公司發布“員工告知函”稱：春節后，物料成本價格大幅上漲，一些芯片嚴重缺貨，訂貨周期加長，產品成本大幅上升，客戶因沒有利潤而不再下單，加上重要物料由“月結”改為必須“現金采購”，企業資金鏈斷裂。所以，企業決定于4月30日停止經營，解除與全體員工的勞動合同關系。 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無不讓人感到心疼。所以，對中國而言，用緊縮貨幣的方式抑制輸入性物價上漲“此為大忌”。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美元的問題，不是人民幣貨幣政策的問題，中國緊縮貨幣等于犧牲自身的經濟內需和企業生命，用減少中國需求去對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勢必導致大量企業存量債務變成壞賬，不是把中國經濟推行“債務通縮”的重大風險嗎？  正因如此，我們一直主張應當采用“結構性提高出口關稅、降低進口關稅”的方法去對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此解放貨幣政策，讓貨幣政策相對寬松一些，保住中國經濟的微觀主體、制造業的生產活力。 5月27日，國家專門針對中小微制造業企業提出要“進一步落實“六穩”“六保”政策，保持必要支持力度”。從金融角度看，國常會提出：“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措施。加大支持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的普惠金融力度，引導擴大信用貸款、首貸、中長期貸款、無還本續貸業務規模，推廣隨借隨還貸款。研究將商業匯票承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減輕企業占款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國常會沒有再提“防止原材料價格上漲向下游傳導”，而是通過“支持大型企業搭建重點行業產業鏈供需對接平臺，用市場化辦法引導供應鏈上下游穩定原材料供應和產銷配套協作，做好保供穩價”。這實際是要求“產業鏈上下游共擔價格變化的不利影響”，上游少賺點兒，中游少虧點兒，下游多出點兒。弱化生產制造環節的壓力。還有就是“打擊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行為”勢必成為下一步的政府監管工作的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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