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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國爆發了一場席卷五個省，席卷數百萬人，以土槍土炮和堡壘戰術造成幾十萬傷亡的超級村斗。 它不僅在規模和烈度上令人咋舌，更是卷入到了足以改變中國近代史的巨大事件中，在史書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廣東的土客大械斗，又稱土客斗禍。 斗禍的原因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 《辭海》認為，從西晉末永嘉之亂到唐末、宋末，也就是4世紀-13世紀末的時間里，草原游牧民族侵襲導致大批北方漢人南遷至贛、閩、粵等地，這部分人就被土著稱作“客家”。 顧名思義，客居他鄉。 但“土家”就是真土著嗎？也不盡然。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土人實際上是藏緬人主導的西、北民族大量融合武陵原住民而生，亦有相當的漢族血統，成型于唐末五代。 在近代以前，土與客更多指代文化概念，而不是種族概念。  若以民俗劃分，客家在遷徙中吸納了許多土著風俗，土家也不可避免地融合了許多漢地文化。雙方在民俗事項、神明信仰和歲時年節等方面的習俗大同小異，并非涇渭分明。 所以古代用以區分彼此的唯一途徑就是方言。 客話長期以來被稱作“中原雅音”，而土話（粵語）則被譏諷為“蠻言”。實際上雙方的語言都可視作漢語的正統分支，無分貴賤。 不過，語言的差別仍然是明顯的“敵我”標志。 早期的客家大本營在閩粵贛交界處，這里人多地少，環境惡劣。三天一水災，十天一旱災，人民生活極為困苦，無奈之下只能繼續南遷。 遷徙途中，崇山峻嶺，濕熱瘴氣，毒蟲猛獸，兵災匪禍，一族之人折損十之五六是常事。 抵達新地之后，客家向土著乞地，后者剝削壓迫，以奴隸視之。土民不僅人多勢眾、經濟基礎雄厚，還有官軍撐腰，不論是械斗還是打官司，都是客家劣勢。 土客矛盾之一是喪葬習俗。 客家帶來了特別濃厚乃至迷信的祭祖與喪葬習俗，葬禮一律從奢從厚，而且為了找風水寶地，甚至開掘已經埋葬的土人墳墓，移走前墓主人，再把自己人下葬。 不僅如此，客家還有“二葬”習俗，就是如果遷徙，必然要挖出先人遺骸，到新地再葬。 土家也很看重風水與喪葬，一來二去，必有沖突。  在北方極度簡化的祭祖習俗，被客家人完整地保留至今 除了祭祖，客家文風極盛，視讀書科舉為人生信條。 一方面這是先輩古訓，一方面進取仕途也可以有效改善客家人的政治和經濟狀況。 但清廷在當地設立的“學額”有限，土客精英為求階級躍升，必然要爭得頭破血流。所以如果說文化習俗的競爭還能忍讓，那么利益相關就絕不可能讓步了。 性格方面，客家人身上依稀可見秦漢風骨，他們崇氣爭勝，哪怕是無禮之舉，輕蔑之談，都會引起客人的強烈反應。 這種集體意識讓他們很難融合于土著，更不可能讓步，哪怕是己方不占理。所以如果沒有外敵就互相競爭，有外敵便同仇敵愾。 客家崇文，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尚武。 客人是清廷官方認證的戰斗民族，史稱“潮勇”，字面意思就是潮州附近的客人好勇斗狠，輕命剽悍。 在這里，宗族械斗每次死幾十口人習以為常。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認為，“南方農村的持續軍事化狀態，成了培育軍事領導和軍事技術的場所。”  三元里抗英的主力之一，就是客家人 晚清時期，民風最剽悍者，莫過閩越。 這里自古械斗成風，“百姓日益兵刃相接，所載筑立豎墻，廣開炮眼。竹盔、銅甲，小村數百具，大村或千具。專務倚強凌弱，以眾暴寡，公行劫掠，負險抗官。” 引起械斗的原因千奇百怪：嫉妒、口角、毆斗、水井田地、宗祠太高、賽舟撞船、爭奪墳塋，都可激起百人械斗。 早期客家的住所與中原故地無二，但隨著武裝沖突加劇，房屋逐漸堡壘化。最終干脆變成家族群居的超大號封閉式城堡，里面有糧食、水井、學校、醫院，安全堅固。 這樣，人數較少的客家就可依靠防御優勢與土民長期抗衡了，這就是福建土樓。  客人自居“中原正統”，視土人為“南蠻”。土人則認為“廣東乃中華最中華之地，蓋因未曾被韃靼侵襲”，反嘲笑客人為“異族”。 盲目而膚淺的地域優越感使雙方對立情緒日益加劇，互相自詡為真正的漢人，而貶斥對方為“蠻夷”。 嘉、道時期，廣、惠的客家人口增加，實力增強后，第一件事就是為此前受到的欺壓展開報復，在東莞一帶就爆發了大規模械斗。 不過，真正將械斗變成“斗禍”的，則是廣東洪兵起義和太平天國戰爭。 暴力的循環天地會作為清代具有傳奇色彩的民間結社，一直屢禁不止，反而逐漸壯大。 隨著晚清積弊，社會矛盾增加，終于在咸豐四年（1854）于廣東爆發了反清起義運動。起義軍自稱“洪兵”，即洪門造反軍。 洪兵勢大，差點就攻下了廣州城。但其訓練不佳，武備不齊，終究淪落下風。 在鎮壓洪兵的過程中，清廷被迫啟用各地團練，也就是地方武裝。客勇正愁沒理由搞事，絕不放過這次機會。 鶴山、高要、開平等地的客勇組織起來，矛頭直指土民。不過若說客勇是因公徇私也不盡然，因為的確有許多土民加入了洪兵。  得到官府首肯后，客勇就舉起了屠刀。 《粵東剿匪紀略》記載道：“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起積忿，肆掠土鄉，占據田土，互相報復。”從咸豐四年到同治六年，綿延十三年，遍及十七縣的慘烈斗禍由此始。 斗禍先在肇慶府爆發，迅速蔓延大半個粵西。最具代表性的地點之一，就是鶴山。 雍正時代，鶴山極荒，十余姓客家來此開墾，歷土客幾代人努力，鶴山縣富庶一方，人口近20萬。雙方都有成片的村莊土地，勢力不相上下。 洪兵起義后，鶴山土民與客民也設立團練，準備一同作戰。直到縣城被洪兵攻破，知縣被殺，鶴山政權陷入癱瘓。  但客勇比洪兵還狠，通過伏擊、夜襲等辦法殺得洪兵“尸浮滿海”。甚至還號令各地團練，召集萬余人攻下了縣城，把洪兵打得潰不成軍。 此時，高舉“反清復明”大旗的洪兵也卸下了偽裝，會同一些土人地方武裝一口氣焚殺劫掠三座客民村莊。 客勇大怒之下，傳信附近六縣客民，表示“土匪”要聯合洪兵“盡滅客籍”。 各縣群起相應，出人出力打出“六縣同心，天下無敵”的口號，準備對土民施加報復。土民、洪兵與土匪聯手也打不過客勇，幾天之內，七座土村被焚毀，十余個村莊也自行開始械斗，客勇過處，盡為焦土。 當時每一座村莊都全民皆兵，設立工事圍墻。 一次大規模械斗能有幾千人同時參加，大炮開路，鳥銃齊射，騎兵突襲，挖掘陷阱，應有盡有。 前一年還和睦的鄉里鄉親，轉瞬變成切齒仇敵，鶴山淪為暴力循環的地獄。  1857年，鶴山客勇已經實際掌握了政權，官軍本想鎮壓，但又被洪兵牽制。 失去約束的客民開始大肆破壞，從一開始的自衛反擊，變成了真正的土匪惡霸。 他們“霸產據業，視婦女為魚肉，挖掘組分，擄人勒索，攔路搶劫，濫殺無辜，雖睚眥之嫌，分毫之欠，無不報焉。” 秋天，土民聚在一起奮力反擊，購買洋槍洋炮攻打客民碉樓，城破之日雞犬不留。 在當年八月連破客民二十余村，盡株絕。到八月二十八日，整個鶴山只剩下九個客村。 九月，官軍聯合土民對撤退到云鄉的客勇主力七萬余人進行圍剿，是為云鄉之戰。 清軍主將卓興率軍在九月進攻，在山險處被伏，八千客勇突然殺出，槍炮如雨，幾乎擊潰官軍。但卓興帶著后備隊堵上缺口，陣斬多人才避免失敗。 雙方激戰半天，客勇死傷慘重而散，官軍也付出很大代價。為了報復，官軍將云鄉大小村莊全部燒成灰。 土民全線反撲，殺死每一個客人，鏟平每一個客村。 殘存的客民拼死搏殺，又燒毀了許多土村······  殘余的客民婦孺在遷徙途中還不斷受到土民截殺，土勇為殺客民，不惜殺死保護他們的官兵。 流落到開平和恩平縣的客民又遭到土民圍攻，無奈只能繼續遷徙，在清遠、四會地區才算止步。 鶴山斗禍告終，20萬人口的鶴山只剩不到5萬，客民十不存一。然而，這場十足慘烈的災禍，只是漫長土客戰爭的序曲。 咸豐九年（1859），土客斗禍進入高潮。 土人進一步招募武裝、聘請外國傭兵，大量裝備連射火器，對客人進行全面圍剿。 十余萬客人則集結鄉團，劫掠糧食，構筑工事，伏擊夜襲，圍點打援。粵西客民勢大之時，還攻下了廣海城，屠殺四千余人。 此時的戰爭已經不局限于土客兩家，其他土著和廣府人也牽涉其中。 這下引起了清廷的重兵鎮壓。官兵收復廣海城后，又聯合土人四面出擊，逼迫三萬客民遷徙。 這些客民在野外帳篷里居住，受雨淋蒸濕，瘟疫肆虐，患病而死者達到兩萬多人。 剩下的客民四散而逃，又被土民截殺半路。只有少數客民僥幸逃到澳門，逃往國外。 曾經繁榮的西路客民上千村居全部從地圖上抹去。死者枕籍，白骨盈野，各地都是萬人坑。 根據民國《赤溪縣志》所載，“如克交綏尋殺，至千百次計，兩下死亡數至百萬。” 土客斗禍，客人敗北，實則兩敗俱傷。  同治四年，廣東巡撫郭嵩燾上書指出，土客斗禍不存在正邪之分，也沒有首惡元兇，雙方都犯下了無數慘無人道的罪行。 在處理土客矛盾上，清廷強調一體同仁，分良莠，而不分土客。 同治六年，在官府的撮合下，元氣大傷的土客雙方逐漸罷兵。土人允許一批客家人來故鄉掃墓祭祖，客家也以禮相待，土客斗禍終告結束。 土客之爭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民族污點”，從宏觀歷史角度來看，這就是馬爾薩斯周期律的體現，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只是在中晚清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特別是太平天國起義的背景下，加劇、加速了械斗的規模和烈度，以至于幾乎釀成地域性質的滅絕慘劇。 土客斗禍雖有習俗、語言、洪兵起義等客觀原因釀成，但根本原因則是在宋元時代，閩南一代通過遠洋貿易和遠離北方戰爭，積攢了遠超本地資源承載范圍的人口。 而明清海禁之后經濟下行，過密的人口為了爭奪資源，必然會爆發沖突。 在殘酷的內卷斗爭中，神祇信仰和宗族傳統作為凝聚力量的途徑得以大幅鞏固，惡性循環之下，終于來了個總爆發。 在生產力大幅發展，“吃飽穿暖”這一基本生活條件得以滿足的情況下，爭奪資源的大規模械斗終于也成為歷史。 土客雙方早已和平共處，互相通婚，年輕人很少知道百年前還有此等災禍。 土客斗禍是廣東的傷疤，也是一段需要駐足回望的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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