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判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二審為何改判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核心提示

對行為人提供銀行卡等支付結算類幫助行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存在交叉，應當從行為人的主觀明知、上游犯罪的犯罪狀態以及行為人的行為方式和目的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最終以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進行定性。如果存在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情況，應遵循罪刑法定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做出無罪或者罪輕的判決。

案情簡介

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李XX明知他人從事網絡違法犯罪活動仍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刑法，分別構成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依法應予懲處。遂判決李XX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與其所犯詐騙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

一審判決后，李XX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上訴人李XX明知他人從事網絡違法犯罪活動仍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存在行為上的部分重合，但亦有本質區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系上游犯罪實施完畢后的幫助轉移、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所提供的支付結算等系幫助上游犯罪實施的行為，結算行為是網絡犯罪完成過程中的一環。本案中，根據現有證據證明，上訴人李XX明知他人從事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網絡賭博平臺），而從寧X手中購買7套銀行卡，幫助進行賭博走賬支付結算業務，雖然上訴人李XX經手走賬388萬余元，其中有39萬余元在案發后經公安查實為詐騙資金流入，但本案無證據證明上訴人李XX在實施犯罪時，明知以上資金為詐騙犯罪完成后的贓款，亦無證據證明以上走賬的資金均系網絡犯罪實施完畢后的違法所得，上訴人李XX主觀上只有一個犯意，亦只實施了一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客觀行為，一審法院將李XX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走賬資金388萬元中的39萬余元，以案發后查實為詐騙資金為由單獨評價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錯誤，此部分事實中，根據現有證據只能認定上訴人李XX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罪。故上訴人李XX的此上訴意見成立，予以采納。因罪名減少，對上訴人李XX的刑期相應核減，其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刑期受上訴不加刑原則的限制，不予調整。綜上，判決上訴人李XX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與其犯詐騙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六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案例評析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分別規定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和第三百一十二條，分屬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和第二節妨害司法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然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其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該罪名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設立本罪的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有效地打擊各種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是幫助行為的正犯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行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情節一般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在打擊提供銀行卡等支付結算類幫助行為方面存在交叉與競合，以致于司法實踐中對于兩個罪名的適用存在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對行為人提供銀行卡等支付結算幫助行為，可以通過四個方面對兩罪進行區分。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屬于贓物犯罪，侵害的法益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1年修正）第一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處罰：……（三）掩飾、隱瞞行為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并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無法挽回的；（四）實施其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妨害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進行追究的；……”這一解釋也表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妨害司法機關打擊犯罪或者追查贓款贓物的犯罪行為。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幫助行為的正犯化，所以其侵害的法益具有雙重性，一是通過幫助上游犯罪從而間接地侵害了上游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二是侵害了銀行賬戶管理秩序、網絡管理秩序等社會管理秩序。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發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以后，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般發生在上游犯罪實施過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1年修正）第八條規定：“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證屬實的，不影響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認定。”第十條規定：“通過犯罪直接得到的贓款、贓物，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可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要求“上游犯罪事實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對象是“通過犯罪直接得到的贓款贓物”，所以，掩飾、隱瞞犯罪行為的前提只能是上游犯罪既遂，因為對于財產犯罪而言，如果沒有既遂，贓款贓物就無從談起。

由王愛立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中闡述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立法背景為：“由于網絡自身的特點，網絡犯罪行為人要最終獲得犯罪收益，往往需要借助第三方支付等各種網絡支付結算服務提供者，以完成收款、轉帳、取現等活動。實踐中甚至有一些人員，專門為網絡詐騙集團提供收付款、轉帳、結算、現金提取服務等幫助，為此，《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對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規定，這一規定有利于切斷網絡犯罪的資金流動。”因此，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通常發生在上游犯罪實施過程中，其所提供的支付結算等系幫助上游犯罪實施的行為，結算行為是網絡犯罪完成過程中的環節。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犯罪所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法發〔2021〕22號）第十一條規定：“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轉賬、套現、取現，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故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領域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但是，其行為首先必需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構成。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人主觀上需明知上游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結合網絡犯罪的特點，對行為人明知的認定不能僅僅依靠行為人的供述，實踐中很多嫌疑人供述中的明知已經加入了其事后的判斷或者案發后對事情真相的認識，依據供述對明知認定極有可能影響對案件的定性。例如上游犯罪行為人為轉移犯罪所得，利用眾多銀行卡進行層層轉移支付，提供銀行卡者僅是出于概括性的明知，銀行卡用于違法行為，其并不明知是用于轉移贓款，此時，如果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已經超出了提供銀行卡者的犯罪故意，應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

實踐中，有人認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最主要的區分是，僅向上游犯罪提供銀行卡的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如果提供銀行卡后又幫助刷臉認證的則應當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筆者認為這樣理解過于機械。事實上，行為人在向上游犯罪提供銀行卡的同時，一般也一并提供了支付密碼等支付方式，否則上游犯罪收購銀行卡就失去了意義。隨著網絡的發展，密碼支付與刷臉支付已經成為網絡支付通用的支付方式，無論使用何種支付方式，上游犯罪的行為人都是為了實現轉賬的目的，對提供密碼和提供刷臉認證給予不同的定性，忽略了犯罪事實的本質，必然導致實踐中定性的不準確。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對正犯的幫助行為，是幫助行為的正犯化，因此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以幫助上游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犯罪的實施為行為目的，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是以為上游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逃避司法機關追究為行為目的。

總之，對行為人提供銀行卡等支付結算類幫助行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存在交叉，應當從行為人的主觀明知、上游犯罪的犯罪狀態以及行為人的行為方式和目的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最終以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進行定性。如果存在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情況，應遵循罪刑法定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做出無罪或者罪輕的判決。

本案中，李XX明知他人從事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幫助進行走賬支付結算業務，雖然在案發后經公安機關查實有詐騙資金流入，但沒有證據證明李XX在實施犯罪時，明知以上資金為詐騙犯罪完成后的贓款，亦無證據證明以上走賬的資金均系網絡犯罪實施完畢后的違法所得。一審法院將李XX的行為定性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明顯不當，二審法院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主觀明知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情況下，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