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冠深：立功

白塔寺小學遲遲沒有恢復。

我再上學的時候，乃是改去王李（莊）。王李與我們村是鄰村。校址是一戶普通農家的院落。開學之初，學生是否僅王李一個村的，我記不清了，反正我是在人家開學以后半路里去的。老師只有一位。

還在去王李上學之前，我就聽說王李學校的這位老師，曾當過私塾先生。他當私塾先生的時候，對學生非常嚴厲，動輒體罰，我不免心存怕懼。及至去了王李，漸漸地我又不大怕了，因為并不覺得他有多么可怕。他對我們的學習，并不是抓得很緊。對違反了紀律的學生，也不曾怎么認真地處置。于是，他的所謂嚴厲，在我看來，就僅僅剩下一天到晚地拉長著臉，呈一付拒學生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了。

實事求是地說，我是個遵守紀律的學生。我之所以遵守紀律，主要是膽子較小，害怕受到老師的體罰。既然連我都覺得老師其實并不怎么可怕，那么，其他的學生更加不覺得老師可怕，以致于大都越來越“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那是一天的下午。上自習的鈴聲“當啷”“當啷”地響過，不少同學好像沒聽見似的，依然在院子里或追逐打鬧，或玩兒彈琉璃球的游戲，亂糟糟你呼我喊。此種情況，久矣乎非止一日。

忽聽有人喊了一聲：“老師來了！”大家才呼呼隆隆地擁向教室門口。

這工夫，我從廁所里出來，連忙跟在剛剛達成用干糧換紙交易——從我一進王李學校，就見許多同學有課間吃零食的習慣，吃的都是從家里帶來的餅子窩窩頭之類，并盛行拿干糧換紙的交易。紙也沒有好紙，多是業已拆開一面印了字而另一面還能寫字的書頁——的兩個同學的后邊，向教室跑去。

突然，我不由停下了腳步，眼前的景象令我目瞪口呆：老師就站在教室里靠近門口的地方，手持一根不知從哪個板凳上掉下來或拽下來的板凳腿，其勢洶洶，一臉慍怒，正對魚貫而入的同學們大打出手。

然而不能不進。

所謂在劫難逃。

一者，老師打得興起，不肯輕易住手，二者，我是最后一個進入，不應輕易放過，結果，別人的脊背或臀部只著了一記，我的背上則著了兩記。第一次打擊已令我嚴重前傾，第二次打擊有如助推，我就不由自主地撲跌在地了。心想，既然已經倒了，也就不必慌著起來，索性讓老師打個夠吧，省得邊追邊打。

大約是老師已久不打人的緣故，忽然猛一陣亂打，體力未免透支，不禁氣喘吁吁，以致就此罷休。我便爬起身來，上了自己的座位，等待老師訓斥。

老師偏就未置一詞，單是眼睛紅紅的——老師的眼睛通常不紅，那一陣也未患眼疾，以此為據可知，一向所謂“打紅了眼”者，不僅是修辭學上的夸張，而且是真實情狀的寫照，即因大打出手而眼睛發紅——在教室里走了一趟，然后走出教室。

純粹以板凳腿說話或曰純粹的板凳腿教育。好在是穿棉衣的時候，沒覺得多疼，但心里委屈，幾欲掉下淚來。

下了自習以后，所有挨了老師板凳腿的學生，全都成了沒挨老師板凳腿的學生的譏笑對象，而我又首當其沖。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描述那驚心動魄的一幕，眉飛色舞，樂不可支。

那時的王李學校，有如一個羊圈，大羊小羊擠在一起。一個年齡和個子比我大得多高得多的同學沖我說道：

“你這回立了功了。”

莫名其妙。

“讓老師解了饞了。”

越發莫名其妙。

“沒聽說老師揍人有癮？”高個子繼續說道，“上了癮的工夫，見了學生的屁股，他饞。”說罷，他自己笑了，另外的幾個同學便也都笑。

我聽大人們春冬兩閑的時候講故事或曰拉呱，就不在書本的而論，除了拉鬼神多和拉吃的事情多以外，就是拉私塾先生的行狀多。在有關私塾先生的呱里，私塾先生的形象大都不佳。當我終于領教了已經不是私塾先生的私塾先生的體罰以后，我就覺得，大人們之所以屢屢在呱里對私塾先生表示不敬，不是偶然的。

現在想來，老師之所以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沒有對我們動手，可能他是覺得，已經是新社會了，過去的一套不時興了。然而他終究是打慣了學生的人，并且有著某些學生家長所謂“不打不成才”之類輿論的支持，以致一不留神，手又犯癢，所謂積習難改或舊病復發是也，高個子同學的描述庶幾近之。所以，從本質上看，我挨的那兩板凳腿，當歸罪于封建主義的私塾舊教育制度。此后，沒有哪位老師又再體罰過我。

沒過多長時間，這位當過私塾先生的老師就回家轉了。

代替這位老師執教的，是我父執輩的一位鄉親，我叫他大爺。這位大爺倒不曾體罰過學生，不過有時候他喜歡奚落人。一天上午，這位大爺已經開始講課，我們村的一個同學——他家開饃饃鋪——姍姍來遲。老師叫他站在門口，拉著長腔問道：

“怎么你才來呀？”

“俺娘說柴火潮，老是燒不開鍋。”這個同學回答。

“怎么昨天下午沒來？”

“昨天俺娘說：’你別去了，在家里推磨吧。’”

“你娘今天怎么不叫你在家推磨了？”

“俺娘今天沒叫我推磨。她說：’去上學吧。’”

“噢，你娘說：’去上學——八！’還’九’不？還’八’！我跟你說：饃饃鋪是你家開的，學校可不是你家開的。你明白’八’？”

“……明白。”

“明白就上位——’八’！”

這位大爺家里有事兒的時候，就讓他的一個侄子代課。他的這個侄子，可算是我們的準老師。

我們的這位準老師，只有十六七歲，玩心多而師心缺。于是，三尺講壇就成為他揮灑過剩青春精力的大好舞臺了。

他上課的時候，喜歡讓學生“爬黑板”，即在黑板上做習題。一次，他在黑板上出了道算術題，然后問道：“誰會做？”許多同學舉起了手。他偏要一個沒有舉手的同學做。

該同學也是我們村上的一個伙伴，老實巴腳，其貌不揚，學習成績不佳，常成為嘎古小子欺負的對象。他在講臺上臉朝黑板站著，我們的準老師好像忘記了他似的一直講課。后來似乎想起來了，便說：

“做不出來？求太陽大哥幫幫忙吧。”

“……”該同學一臉茫然，其他同學也不知何意。

“你就說：’太陽大哥！求您幫幫我吧。”

人家只好照他說的喊。自然無濟于事。

他又說，太陽在天上，太遠聽不見。就叫這個學生站在板凳上喊。以后又讓站到桌子上喊。以后又讓鉆到黑板——黑板是掛在墻上的一扇門板——后面喊，直到他愿意叫停的時候為止。

同樣沒過太長時間，這兩位老師和準老師，又由我的一位堂叔取代了。

我的堂叔來后，學生人數激增，校舍容納不下，我們就搬去原來的白塔寺小學校址，我們的學校就叫白塔寺小學了。

我在王李上學——在我堂叔到來之前——的經歷，留在我腦海里的影象，大體說來，都是負面的東西。至于正面的或曰溫馨的記憶，好像就只一端。

王李有一位婦女。按年齡我應該叫她大娘。

我在王李的前當街第一次遇見這位素不相識的大娘時，她擋住我的去路，沖我問道：“這是哪莊的小胖孩呀？”

說著，她蹲下身來，伸手摸著我的肚子，說：“我摸摸，這里頭吃的什么。噢，這里是餅子，這里是白（粘）粥。是吧？”

以后，我每逢跟她相遇，她總是左一個“小胖孩”，右一個“小胖孩”叫個不停，必要逗哄我一番才罷，有時也諄諄教導：“逃學來沒有？打仗了沒有？逃學不是好學生，打仗不是好學生，好好念書才是好學生。”

她一直不曾問過我叫什么名字。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胖過，不知怎么竟給她留下了“胖”的印象。

有時候，我不愿意她耽誤我走路，就故意躲在其他同學的身后，或繞開她逃走。她就慈祥而狡黠地笑著等我，或故做聲勢地攆出我好遠。

當我早已不在王李上學之后，我才從村里人們的議論得知，這位大娘的男人，是很“撐過勁”的。——他從外邊回來，總騎著高頭大馬。別看是騎著馬回來，可一見了前村后莊的鄉親，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都是老遠地就跳下馬來搭話。“人家不張狂。要是換了別人，吹胡子瞪眼的，早不知姓么了，哪還了得起呀！”

以后，我又聽說，在先，他們兩口子有過一個兒子。一天晚上，有個人喝得醉醺醺的，提著把盒子槍闖進家來，氣勢洶洶地宣稱：他們的兒子吃了槍子。“事是我干的。說說怎么著吧。”

晴天霹靂！

你道這兩個當爹娘的如何反映？昏厥氣絕？呼天搶地？向前拼命？沒有。兩口子誰也沒有。

“好！好！他早該死了！”男人說道。

然后，男人又恨恨地大罵兒子忤逆不孝，說殺人者給他們兩口子除了一害，實在感激不盡。他吩咐老伴：“沏茶！”隨又對來人說：“坐，請坐。我也想除掉這個東西，就是下不了手……”

本來，殺人者殺了他們的兒子，為絕后患，是特地趕來要將他們一并結果的。聽了上述言語，殊非始料所及，遂把槍收了起來，揚長而去。及至出了村子，忽然又犯尋思，急匆匆原路返回。又是出乎意料：人去家空。

不久，殺人者也被別人殺掉。

大娘的男人則投奔了外地的某個團體，所以才有高頭大馬可騎。就是這樣一個在團體里曾有高頭大馬可騎的人，不知什么原因，解放后竟當過政協委員。

我在王李上學的時候，一再見過上述故事里的主角。但那時我不知道他是喜歡逗著我玩兒的那位大娘的男人。并且，我看到的他的樣子，實在很難讓人與騎高頭大馬聯系起來。總而言之，在我印象當中，他個子挺高，一臉和藹，或者背著糞筐，或者背著柴禾，跟其他鄉親并沒什么區別的普通農村老頭。那時，我眼中的所謂老頭，想想，也不過四十多歲。

在我的童年時代，除了上述這位大娘，沒有任何別一位與我本不相識的人，像她這樣表示了對我的喜歡。及至聽說了她的男人的可以說是多少有些傳奇色彩的故事，想到她就站在這樣一個男人的背后，我便覺得，對于她的喜歡，似應多一分珍惜。

也許，童年被人喜歡，是可以與壯年被人倚重和老年被人敬重相提并論吧。即使不能相提并論，終究也是很令人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