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地區的早期教育 松山地區自漢代在今三眼井鄉設立廷陵縣建置后，隨著農牧經濟的發展，在民間及寺廟中當有私塾學坊等文化教育形式。隋唐時期因戰亂頻仍，教育遭到摧殘。直至遼代在今本區設置松山州、松山縣、高州、三韓縣等建置后，私塾教育逐步增多，成為當時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尤其是佛教傳入后，一些大的寺廟辦起了學塾，以培養少年僧侶。元明時期，因連年戰亂不息，民不聊生，人們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文化教育已無暇顧及。直至清代，松山地區的私塾教育才有所復蘇。 清朝入關后，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一方面在蒙古地區加緊推行封禁政策，一方面又在蒙古王公貴族子弟中選拔聰慧者，送往北京國子監和熱河“蒙古官學”中進學，繼續深造；同時，提倡王公貴族興辦家學，教授滿、蒙、漢文及儒家經義，為清廷培養御用文人。早在順治年間，翁牛特右翼旗二世札薩克多羅杜棱郡王、郡主額駙博多和便開始在王府中設立專延館，延請塾師教授王公貴族子弟，培養衙門的必阇赤（筆帖式）。設有蒙文、藏文、漢文、滿文、禮儀、計算、書法、詩賦等課程。隨之，旗內貝勒、鎮國公、輔國公和其他蒙古貴族也相繼辦起了自家專館或學齋，除教育各自的子女外，兼有親友和陪讀的奴隸子弟。迨至民國20年（1931年），翁牛特右旗王府后人色旺扎布（俗稱末代王爺）在王府內仍設有專館，請專師教子。 與此同時出現的還有喇嘛寺廟設立的學塾。清代，對喇嘛教倍加推崇，廣修喇嘛寺廟，分布于翁牛特右翼旗蒙古族聚居地區，住廟喇嘛最多時達千余名，因此，寺廟教育亦應運而生。喇嘛寺廟學塾稱拉桑（漢譯為館或塾），是寺廟中相對獨立的教育單位，它的主要任務是為喇嘛教培養各類人才。比較大的寺廟設有“卻伊刺拉桑”（教學學塾）、“洞闊爾拉桑”（天文歷學學塾）、“曼巴拉桑”（醫學學塾）。一般少年喇嘛除參加規定的宗教活動和寺院勞動外，都要入學塾學習，在經師的指導下，學習經書中常用的藏文拼音、語詞和日常生活常用的蒙古文。學生在學好蒙藏文的基礎上，還要練習寫字，吹奏佛樂樂曲，捏雕面制鬼神等技藝。學習方法主要為熟讀、背誦、辯解，經過嚴格考試合格后，轉入攻讀專業科目，重新拜師。專業科目設有音樂（學習佛樂樂器演奏）、舞蹈（俗稱跳鬼，為藏傳佛教的宗教舞蹈）、繪畫、雕塑（以面塑鬼神）、醫學（蒙藏醫術）、天文、地理、歷史等。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特長選修1-2種。此種寺廟教育，不僅為寺廟培養出能夠從事宗教活動的喇嘛，同時也造就了些學識淵博的人才，在豐富和發展蒙藏傳統文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座落于老府鎮的普慶寺是翁牛特右翼旗的一座最大的喇嘛寺廟，盛時曾住有喇嘛百余名。在這里興辦的“曼巴拉桑”曾為翁牛特部培養了許多喇嘛大夫（蒙藏醫生）。解放前曾在王府一帶行醫的謝喇嘛大夫醫學造詣頗深，用蒙藏藥為蒙漢民眾施醫治病，深受當地人們的敬重。至清末民初，由于翁牛特右旗大部蒙古族人向北移牧，寺廟教育日漸衰落。 據《松山區志》載：松山地區私塾教育“始于清初翁牛特右翼旗王府家塾，學生10余人，均為貴族子弟，延續近300年”。 私塾，為舊時私學的一種，即指私人創辦的學塾。在松山地區亦稱學館、學房，也有的稱其為書館、書坊。據《赤峰市郊區教育志》記載：清代，松山地區的私塾大致分為4種類型：一是王公貴族或豪富官宦之家延師辦學，只教一家或一族之子弟的“家塾”；二是祠堂寺廟的公產提供辦學經費，聘師課徒，免收學費“束修”的“義塾”；三是由村人或族人集資，請師收徒的“村塾”；四是由塾師自己籌備教學設備，招收生童教讀，并收學生“束修”的“書館”。按私塾的對象和教育課程的不同，又可分為只收少年生童，授以淺顯課程以識字為主的“蒙學館”和招收年齡較大些的青少年，授以較為深奧的課程，專以謀求科舉功名為主的“經學館”。當時的私塾多數為“蒙學館”，少數是“蒙學”、“經學”兼而有之。 私塾沒有固定的學制，學生可根據實際需要或長或短，讀到“十年寒窗”也可。因此，課程都是由塾師一人安排。一般設有讀書、寫字（寫文章）和算學三種。讀書是私塾中重要的課程，所學的課本大都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始，然后再讀“四書五經”以及“經史子集”、“諸子百家”等著作。清未民初后的私塾，有的還將《弟子規》、《明賢集》、《千家詩》、“四言雜字”、“五言雜字”、“莊農雜字”、《幼學瓊林》、《古文觀止》、《唐宋詩抄》、《尺牘》之類作為學生的選讀教材。另外，還要教授寫字、珠算以及契約、蘭譜、婚帖、祭文等應用文。私塾中采取的是封建教育方法，主要是讓學生死記硬背的注入式。每天由老師按人“號書”定任務，上午念，下午背誦，完不成任務的，動轍打罵、體罰、不準吃飯，摧殘了學生的身心健康。 據今所知，松山地區最早的民間私塾當屬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建立于今太平地鄉太平地村的學館。這座學館是由村民集資從關內請來一位名叫李百齡的老先生教讀，正式成立了村塾學館，有塾生10余名。該學館舉辦10多年后，曾有2名學生參加赤峰縣的鄉考考中秀才，由此學館的聲名大震，許多周邊村落的學童慕名而來。至民國元年（1912年）私塾改為學堂，歷經76年，培養了眾多的優秀學生。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今紅山區一道街東段赤峰制藥廠始建赤峰書院，至光緒五年（1879年）遷址三道街東今永巨辦事處，遂建文昌閣赤峰書院。赤峰書院學生分正課、附課、散讀3種，無論秀才、監生、童生均可報考，以名列前者為正課生，后者為附課生。書院每月發給伙食補貼。書院辦學經費來源，一是縣公署撥款，二是學田收入，三為紳商捐助。書院學生分為“文生月課”班，學生多為已取得功名的秀才，每月定期來書院聽講，對優秀者予以獎勵；另一個是“生童常課”班，常年在書院攻讀“四書五經”。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赤峰書院改為赤峰高等小學堂。 赤峰書院歷盡百年滄桑，走過了難以計數的坎坷道路，培育了數百名學生，在赤峰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同時它又以赤峰市第一所官辦學堂而載入史冊。但是，由于松山地區長期處于經濟落后狀態，人們的溫飽尚無著落，何談發展教育？至清代末期，原赤峰縣僅有塾館19處，學生308人，還不到當時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百余年中僅考中舉人18人，貢生5人，秀才34人。無一進士及第。 民國2年（1913年）8月，赤峰縣知事葉大匡根據學生多入私塾，發布赤峰縣公署9號布告，請赤峰父兄子弟，應入學堂學習，“由小學進入中學、大學，俟次取得文憑，庶不至誤子弟終身”。同時明確規定“凡有私塾皆應及早改良，私塾名目應一律取消，須更易其名曰：私立初級小學校”。不久，成立了赤峰縣教育會，由此，小學教育得到較快發展。翌年，縣城內除高等小學校（由赤峰高等小學堂改稱）外，初等小學校發展到13所，其中女校4所。1915年，初等小學校一律改為國民學校。同年，縣知事葉大匡親自撰寫并向熱河道署呈送《赤峰縣擴充小學之計劃（條陳）》。提出了“廣儲師資”、“酌加教員薪金”、“舉行觀摩例會”、“添派學務委員，認真查視”等主張。他在條陳中詳細闡述了當時赤峰縣教育的現狀及其對策。寫道： “知事故前于民國二年三月間，蒞赤伊始，即汲汲以調查城鄉學務為第一要義。以赤峰地方之面積而論，遼闊約在九萬二千四百方里。有名之村莊，亦不下一千九百九十余村，原為十鄉，現已劃分十五區。鄉間初等小學，僅設卅處；本城高等小學校一處，初等小學九處，女子初等二處。今春復添設女初等一處。去歲十月間，在東鄉元茂隆村，添設高等小學校一處，因未籌有底款，尚未具報。統計城鄉各等小學僅四十四處。爾時城鄉設立之學校，固屬無多，而鄉間各校入學之學童，又竟寥寥無幾。甚至一校之中，僅有五、六生徒，尚忽作忽輟，致教員終日無所事事者。學務之腐敗，莫此為甚。實地方之隱憂，亦實守斯土者之一大憾焉！知事深知地方教育，責在有司，唯對此腐敗現象，實不敢遽講擴充，但期能因勢整頓，庶乎其可。故各鄉之初等小學，每校酌定三十人為定額。暫不問其各校之內容如何，即以入校之學童足額與不足額，定其優劣。足額者，將職教各員認為盡職，隨即獎勵之；不足額者，認為曠職，隨即申斥之。復加以勸招學童入校之布告頻頒，縣視學赴鄉查視學務時，又百般勸導。似此辦法，已業有年余。現在各鄉入校之學童，較前頗見加多，已不患其少。然入校之學童，雖不患其少，而各校之成績，竟無復缺如。負興學之責者，即未能一致進行，冀收實效間，適奉前因，即得將赤峰現在學務急不可緩之圖，謹具條陳，用當蕘獻：（一）廣儲師資，以備選擇也。初小為教育之始基，師范乃初小之根核。赤峰地處邊隅，師資久已缺乏。膺教職者，多系師范傳習所畢業，于教授法雖稍窺門徑，而各科實質科學，尚欠深造。況赤峰初等小學四十余處，師范前后畢業生僅七十余人，除不供職于教育界，及不能勝教育之任者，只剩四十余人。一校一人，僅呈分配，倘有辭退，此校只得停歇。教員知師資缺乏，任意敷衍之弊，亦在所不免。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得也。予擬本年秋間，開一師范單級講習所，限定一年畢業。統將近兩年來，本縣高小之卒業生，與前入傳習所之僅得淺嘗，尚欠深造之各生，同招入所中肄業、畢業后，分配各小學教員，考其優劣，定其去留。庶幾師道立，而學校得以之振興乎！”（下略） 葉大匡在其任赤峰縣知事期間，較為重視教育事業，利用寺廟興辦小學7所，首創女子小學1所，鼓勵集資興辦農村小學；同時，大力整頓舊學校，曾在任期內調換學校董事14人，教師11人，頗有成效。由于他“對于學務之改進及學款之增籌均知注意辦理”，“熱心辦學，詢堪嘉許”，所以，在民國6年（1917年）11月，曾受到熱河道道尹公署的通報嘉獎。作為當時的縣太爺，尚能如此關注教育事業，而且“明白學務”，實屬難能可貴。 自清末民初起，學校教育在松山地區興起，高等小學堂更名高等小學校，學制改為3年；初等小學堂改稱初等小學校，堂長一律改稱校長。據《赤峰市紅山區志》記載：1921年10月統計，赤峰縣有學齡兒童19904人（女7862人），入學人數3714人（女132人），入學率18.7％。至到1922年，全縣學校發展到49所，縣立國民學校14所，其中女子國民學校1所。……至1933年赤峰淪陷前，赤峰縣共有完小4所（含女校1所），初小27所（含女校2所），教師53名，學生1015名。課程設有修身、讀經、中國文學、算術、歷史、地理、手工、圖畫、體操等。 1933年3月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赤峰后，在學校中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小學增加了日語課，國文改稱滿語。1938年開始實行新學制，初級小學改為國民學校，私塾改為國民學舍，高級小學和完全小學的五、六年級改為國民優級學校。經過調整后，赤峰縣只有小學57所，學生4467人，教師95人，其中國民學舍23所，教師23人，學生3118人，國民優級學校8所，教師19人，學生478人。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城鄉各類學校暫時停頓，一些農村公立學校全部解散。10月以后城內部分學校陸續開學，1948年赤峰縣根據熱河省政府和東北行政委員會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向區、村政府發出《關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農村小學要貫徹“民辦公助”的方針，整頓現有小學，合并學校，調劑教員。至年底，赤峰縣的小學已發展到171所，225個教學班，學生4530人。設常識、語文、算術、自然、體育、美術、音樂等課程。1949年，全縣小學校增至267所（不含今紅山區），其中完小3所，369個教學班，在校學生達16352人。 松山地區的普通中學教育始于民國中期。民國12年（1923年）6月，赤峰商紳楊裕文、支棟等25人聯名復呈請赤峰縣長戚廷瑄建立中學，并提出辦學經費籌措辦法。7月獲準，始將原二道街的高等小學校改建為赤峰縣立初級中學校，11月5日正式開學。初設1個班，3年學制，秋季始業。民國18年（1929年），赤峰中學二班畢業生24人，報考大學者萬選等11人全被錄取，分別考入中國大學、東北大學、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和國民大學。這是松山地區從本地中學畢業考入大學的第一批大學生。偽滿大同二年（1933年），日偽當局利用原赤峰中學處仍辦中學，后又改為熱河省立赤峰國民高等學校，學制4年，分農林、畜產兩科。 1945年8月赤峰第一次解放后，學校統由人民政府接管，將赤峰國高改為赤峰中學，初、高中共招8個班，有學生400多名，凌沙任校長。同年秋，原翁牛特右旗常永莘、傅桂芬夫婦在赤峰市辦起私立常氏女子中學，后并入內蒙古自治學院為中學部（今赤峰蒙中前身）。1946年10月，國民黨軍隊占領赤峰后，赤峰中學改稱赤峰初級中學，有學生240名。1947年6月赤峰再次解放，赤峰中學及部分師生被國民黨軍隊裹脅到承德、北平，改名“赤峰臨中”。8月，內蒙古自治學院、建國學院相繼遷回赤峰，自治學院中學部繼續在赤峰地區招生，建國學院附設中學部，招收高小畢業生及原赤峰中學學生。10月，熱河省政府委派馬俊、楊趾麟到赤峰組建熱河省立第一中學，招收學生102人。其后又設師范班。全校共5個班，有學生240人，教職員10人，丁武任校長。 松山地區的師范教育始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當時成立了赤峰縣師范傳習所速成科，學生20余人，畢業后全部分配到小學堂任教。宣統三年（1911年），改稱赤峰縣單級師范傳習所。民國17年（1928年），改稱赤峰縣立師范講習所。19年（1930年），改為赤峰鄉村師范班。1933年日寇入侵后，鄉村師范解散。偽滿康德7年（1940年），成立赤峰臨時教員養成所，學制2年，附設于赤峰國民高等學校。11年（1944年），改由偽滿熱河省辦，更名為赤峰國立師道學校，設本科、特修科各1個班，學生90余人。1949年9月，內蒙古自治學院、建國學院遷往烏蘭浩特，留下中學部和師范部，改校名為卓索圖盟中學（后改為赤峰蒙民中學），內設初中班、初師班、普師班、師訓班，有學生1000余人，布和伯音任校長。 赤峰第二次解放后，松山地區的教育事業在熱河省政府《關于開展國民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指引下，認真貫徹教育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與自衛戰爭、土地改革和大生產運動的三大任務相結合，采取“民辦官助”方式，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  來源：《松山史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