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文化變遷角度，分析北朝時代博士地位是如何跌至鄙陋之儒的

“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統治上雄踞中原之地，原本漢代“獨尊儒術”的大環境下，由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加入，儒家學者的地位開始受到沖擊，其中以博士為主要批駁的對象，文化的差異同樣帶來了社會的變遷，原本被尊為儒家圣典的經學也被北朝的統治者摒棄，儒士的地位也逐漸消沉。

一、北朝之初文化凋敝，漢代博士的地位受到沖擊，加之文化中心的南移，朝廷率先發展教育，民間興起求學之風，“士病不明經術”成為博士的代名詞

眾所周知，儒家學派在漢代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當時的儒家學派可謂“一家獨大”，完善的經學體系、朝廷支持的官學的發展以及選官用人對儒士的偏好，都促使著儒學成為漢代社會的文學潮流。而精通儒學之士在當時還有著“博士”的稱號，雖然與現在所說的博士并不可同日而語，但也足以見其地位不凡。

《史記》曾載：“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

根據史書的考證，漢代的博士作為傳播文化的主要實踐者，其最高能夠擔任類似丞相的官職。而地位的提高使得儒家文化在漢代社會蔚然成風，當時儒家文化還一度成為漢代精英文化的代表。

兩漢之后，十六國的北朝雖然國力不盛，但其教育體系卻相對完善。這或許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暫且不提。

由于北朝官方對教育的重視，沿襲漢代設置了太學和郡學。從中央到地方設置了專門的學校加以敦促，不得不說北朝在促進教育發展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同時也很好的促進了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豐富了文化的樣態。

但為何如此重視教育的北朝，儒學卻備受質疑，原先德高望重的博士也不被北朝百姓認可。這中間就有著許多的陰差陽錯的因素，造成這一現象也并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由文化差異而引起的。《魏書》云：

“閭以其文雅之美，好詈辱諸博士。”

其實經過研究后不難發現，北朝的博士與漢代的博士雖然名同，但實際上卻有著天差地別的含義。漢代的博士代表對儒家學說精通的儒士，而北朝的博士只是從事教育的儒生。因此北朝的博士可以說是有名無實。

而先前提到，北朝官方大力提倡私學的發展，不可否認這一舉措的確使得社會整體的文化素質得到提升。也正是因為如此，私學和官學培養出來的博士共用一個名稱。所以北朝的博士階層迅速壯大，只是其文化水平還有待商榷。因而當時的北朝社會，尤其是貴族階層是不屑同這些私學博士談經論道的。

《北齊書》載：“儒者勞而少工，見于斯矣。我讀儒書二十余年而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

這段話是當時北朝儒生劉晝對私學博士的批駁，因為他參加秀才考試落榜，看到身為博士一眾人等，每天只需講解經書便可衣食無憂。他自己卻寒窗苦讀了二十余載，生活環境的兩相對比，使得他發出這樣的感嘆。

除此之外，永嘉之亂后，百姓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其標志是洛陽的太學被毀，文化的重心也隨著少數民族的入侵而漸漸南移，使得北朝丟失了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博士。留下的卻是借用玄學蠱惑人心的假博士，而這一批人也成為當時人們不恥的對象。

雖說當時的博士有真假之分，但百姓卻不知。所以北魏朝廷對儒士的選用也是極為謹慎的，這也正如俗語“一人之失，全體受過”說得一樣。當時的社會對博士的唾棄甚至還蔓延至官方的教學機構，“士病不明經術”也成為當時對博士群體的概括。

二、南北地區文化發展的差異，加速了北朝社會文化的變遷，由于文化與時局政治相掛鉤，儒學開始衰微，玄學的一度興起沖擊了以“博士為尊”的傳統

縱觀北魏的社會文化，永嘉之亂導致文化重心的南渡。形成了以講解玄學義理為重點的新學風，而北朝官方仍然堅持漢代的之學之道。新舊的學風，使得南北地區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差異，據后來《隋書》的記載：

“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簡而言之就是，南方重視個人思想的解放，對經史子集可以有個人的理解和看法；而北方則較為保守。所以其后南北政治的分化，與學風的側重也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南北文化的矛盾，在社會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由于南地主推玄學新風，以老莊為其推崇的對象，并提出“非毀六經”的主張。這對原先以經學為思想載體的儒學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

儒家經典開始遭受質疑，同時也撼動了漢代以來的博士地位。而文人之間的交際方式也隨之改變，形成追求清新寡淡的相處模式。只是北方的儒士依舊奉承傳統儒家的繁縟禮節。

為了避免和博士產生聯系、潔身自好，所以部分儒家學者也都開始傾向于“簡約”的交際方式。

當然，談及社會文化的變遷歷程，往往就要聯系時局政治加以研討分析。因為北朝的社會動蕩不安，社會民眾對博士的態度也不友好，所以當時的學術環境相對來說較為緊張。

而這直接導致了文人數量的大幅度減少，甚至還出現了近似于“讀書無用論”的主張。人才的缺失和重建社會需要大量人才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造成人才急功近利的心理。從當時的史書中不難發現，《魏書》曾載：

“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

整個北朝社會對文學創作的熱情被點燃，形成了崇尚文學的新氣象。儒士們也開始轉向詩詞歌賦的創作，避免談經論道。南方的文學創作依舊是以玄學為主，北方的文風雖向南方偏重，但私學中的儒生依舊放不下儒家經典之作。

除此之外，根據《魏書》中的記載，當時的部分儒生只受過兩年的私塾教育之后，就選擇開設自己的私塾。可想而知，從這種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論是理論基礎，還是實際創作水平，都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儒學也隨之淡化出北朝士人的視野。

對博士群體的打壓，和儒學經典的質疑，加重了當時北朝的政局隱患。但同時也使得南方的文風傳至北方，促使了南北地區文化的交流和互動。

三、門閥制度的確立形成了對“博士”的輕視，博士地位跌至“鄙陋之儒”，北魏后期底層的儒家學者也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直到北周初年，儒家學派因統治者的重視而曇花一現

北朝時期，由于私學的興盛，南北地區間文化的差異，致使北方儒學開始受到南方玄學的挑戰。博士地位消沉也是其中的主要表現，而談及北朝的博士，其實在民間有著這樣一個故事，《顏氏家訓》中也有所涉論：

“鄴下諺云: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這個故事是說，北朝一博士上街準備買驢，可逛完集市后卻買來三卷書，將書看完之后卻發現沒有驢字。這樣的論述無疑是暗指當時的博士畫地為牢，不思進取。只知道在書中尋求萬物，卻不關注實際生活。

民間的記載尚且如此，更不必談官方對博士的態度了。而且北朝后期，實行門閥制度進行人才的選拔，使得原本備受質疑的博士雪上加霜。因為儒士不懂玄學的義理，同時對詩詞歌賦的理解和創作缺乏天分。

以上二者都造成了儒士漸漸遠離朝堂，而門閥制度要求入仕的才學之人，其必須有一定的門第基礎。由于先前對儒家學說的打擊，北朝后期儒家學者的地位更是難以啟齒，自然也就很難進入仕途，博士地位跌至“鄙陋之儒”。

《魏書》：“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獨任。”

北魏孝文帝改革門閥后，明確了鮮卑族的門第，同時對漢人的門第做出了三六九等的劃分，在當時還出現了“北人八族”和“官氏四姓”的體系。也正是借助門第等級對官吏進行選拔，姓氏的安排則是為之后通婚做準備。

遭遇如此的排擠，儒家學派因其自身“兼濟天下”的崇高追求，曾自發地開展了復興活動。當時儒士發現在政治層面已經丟失了主動權，因此他們將儒學的知識開始向下層民眾普及。同時由于先前私學的基礎，使得底層民眾又開始重新接納《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讀本。

北魏末年，謀反派的宇文泰在談及治國之道時，表達了他對儒家學派的看法，稱其：“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在叛亂之時，宇文泰還邀請私學博士教授其外甥賀蘭祥品讀儒學經典。北周之初，儒學因其治世之道為當時的統治者接受，重新出現在朝野之內。

雖然在整個北魏時期，以博士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備受打擊，但是儒家學派依舊保留了傳統的經世致用之道。而北魏也因為南北地區思想的沖擊，豐富了當時的文學樣態，形成了類似詩歌的文學形式。所以，在選擇主流文化之時，萬不可偏愛一家之言，而應集百家之長，熔煉適合自身發展之道。

參考文獻：

《魏書》

《北齊書》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