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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完成北方一統(tǒng)之后，開始在他的政治中心鄴城建造代表自己政治地位的銅雀臺，但是他不僅只建造了銅雀臺，同時還建造了金虎臺和冰井臺，合稱為“銅雀三臺”。三臺中以銅雀臺最為著名，不管在當(dāng)時還是現(xiàn)在，大家歌頌和描繪最多的還是銅雀臺，這就讓后世很多人只知道銅雀臺，卻不知道其他兩臺。可以說“銅雀三臺”是三國時期一個偉大的文化象征，現(xiàn)今在河北省臨漳縣還有“銅雀三臺”的建筑遺址，雖然時隔千年，但是那種文化底蘊和雄偉的氣勢一直猶存。其實，“銅雀三臺”與當(dāng)時曹魏的政治密不可分，也很少有人討論這一面，所以今天我就來給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銅雀三臺”與曹魏政治有什么關(guān)系？  銅雀臺遺址 要想搞清楚“銅雀三臺”與曹魏政治的關(guān)系，我們就要先從它們的建筑時間來說。我們先從銅雀臺來說，銅雀臺的建造時間《三國志·武帝紀(jì)》中只有簡單的幾個字，“（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陳壽這次貌似有點偷懶了，對于這么重要的時間，左右簡單的五個字就草草的結(jié)束了。那《三國志·武帝紀(jì)》中記載的是建好的時間，還是開建的時間呢？《三國志·曹植傳》中也有記載：  《三國志·曹植傳》對于銅雀臺的記載 這里說了銅雀臺建好后，曹操帶著兒子們一同登臺作賦，但是并沒有時間上的記載，這就讓人很煩惱了，難道銅雀臺的建造的準(zhǔn)確時間就沒有記載嗎？ 是有的，魏文帝的《登臺賦序》中有這么一段：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并作。我們在對照陳壽的記載，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銅雀臺起訖的時間完全弄清楚了。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下令建造，直到建安十七年春建造完成，實際建造時間一年有余。  銅雀臺繪圖 上面銅雀臺的時間已經(jīng)清楚了，那么接下來就是金虎臺和冰井臺了。金虎臺的建造，同上《武帝紀(jì)》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只有如下六個字的簡略記載:九月，作金虎臺。 此處的“作”，如果比照上面所引“作銅雀臺”的措辭來理解的話，應(yīng)當(dāng)是開始修作的時間，而非修作竣工的時間。至于冰井臺的建造，《三國志》中完全沒有提及。考《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晉人陸翙《鄴中記》記載:
陸翙《鄴中記》，《隋書》卷三十三《經(jīng)籍志》的“史部”有著錄，標(biāo)為“晉國子助教陸翙撰”，后來散亡。該書被《經(jīng)籍志歸人紀(jì)實的“地理之記”一類，而陸翙所在的晉代也去曹魏不遠(yuǎn)，所以引文中關(guān)于金虎臺、冰井臺的敘述，可信程度很高。按照《鄴中記》所言，冰井臺的建造與金虎臺是同時的，均在建安十八年。如果將《鄴中記》“皆建安十八年建也”的“建”字，同樣理解為開始修建的話，那么冰井臺開始建造，也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三國時期“銅雀三臺”遺址 但是，金虎臺與冰井臺竣工于何時，現(xiàn)今已難以稽考。對于“銅雀三臺”的宏偉壯麗，西晉文學(xué)家左思的名篇《魏都賦》，其中有生動的描繪（據(jù)李善注本）:
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卷十“濁漳水”的記載，則偏重于細(xì)致的寫實（據(jù)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 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一間南則金虎臺，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shù)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云，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dāng)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yuǎn)望苕亭，巍若仙居。 據(jù)文中記載，“銅雀三臺”是在鄴縣城墻的堅固基礎(chǔ)之上，再起高峻的三座樓臺。金虎臺在銅雀臺的南面，冰井臺在銅雀臺的北面三者排列聳峙。居中的銅雀臺高達十丈，約合今24米；南北拱衛(wèi)的金虎臺、冰井臺均高八丈，約合今20米。每座高臺都有上百間房屋，雕梁畫棟，其宏偉壯麗，不僅當(dāng)時無與倫比，而且在此前和此后相當(dāng)長的時代里也極為罕見。  古鄴城博物館 眾所周知，建造“銅雀三臺”的建安年間，是一個戰(zhàn)火紛飛、民不聊生的悲慘年代。“銅雀三臺”的宏偉壯麗，與當(dāng)時的社會現(xiàn)實情景，形成極大的反差。同時曹操生性節(jié)儉，大力提倡樸素生活。愛子曹植的妻子違背曹操的規(guī)矩，穿上錦繡衣服在私家后院活動，并未到外面去顯耀，曹操在高臺上恰好望見，大為震怒，立即將其賜死，事見本書卷十二《崔琰傳》裴注引《世語》。他起初下令開工修建銅雀臺，已經(jīng)是一筆不小的財政開支。之后竟又接連修建金虎臺、冰井臺，其耗費更是巨大。在群雄割據(jù)的戰(zhàn)爭時代，巨額財富不用于軍國的急務(wù)，卻耗費在這樣的項目之上，不僅顯得缺乏明智，而且還與他的節(jié)儉品性完全沖突。曹操為何要建造如此宏偉壯麗的“銅雀三臺”？或者說，曹操建造“銅雀三臺”的真正動機何在？ 此前大致有兩種解釋。一從生活著眼，認(rèn)為曹操此舉，主要因為自身游觀享樂的需要。二從軍事立論，認(rèn)為此舉是要在曹操自己的政治中心鄴縣，加強城池的軍事防御體系，三臺相互呼應(yīng)，形成堅固防御和制高據(jù)點。兩種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難以厘清的矛盾。如果是為了自身游觀享樂，只修一座銅雀臺也就足夠了，何須再建造兩座形制雷同的金虎臺、冰井臺呢？再說此時正是頻繁對外用兵之時，軍費開支非常巨大，節(jié)約兩臺的建設(shè)經(jīng)費，用于掃滅群雄，盡快統(tǒng)一天下之后繼續(xù)完成之，那時隨意享樂再無眼前之憂，豈不更為合理？  銅雀三臺遺址公園 至于軍事防御，確為曹操所考慮的因素之一，從上面所引《水經(jīng)注》中，“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兩句記載，即可得知一二。而在當(dāng)時，確實也流行過修建樓臺群體作為防御屏障的軍事理論，即所謂的“百樓不攻”。盤踞幽州的公孫瓚，就是這一理論的信奉者。《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及裴注記載，他與袁紹決戰(zhàn)河北，敗退易京（在今河北省雄縣西北）。在此修建上千座高樓，又在外圍修建十層圍墻、塹壕，其中儲存軍糧三百萬斛，然后夸口說:
但是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紹包圍易京之時，采用一種極為巧妙的戰(zhàn)術(shù)，即挖掘地道到達高樓之下，在底部挖空地層，暫時以木柱支撐上面的重量，待到底部地層大半被掏空，再撤出人員放火焚燒所有木柱，高樓底部失去支撐，立即整體倒塌而被摧毀，樓上守軍或死或傷完全失去戰(zhàn)斗力。這一戰(zhàn)術(shù)，被公孫瓚驚嘆為“袁氏之攻，似若神鬼”。公孫瓚的勢力，就此被消滅在他的高樓群體之下。這一前車之鑒就發(fā)生在十年之前，以曹操非凡的軍事才能而論，他絕對不會在自己的根據(jù)地鄴縣，再去重復(fù)公孫瓚的愚蠢之舉。因此，修建銅雀臺如果有軍事上的考慮，也只是防備臨時發(fā)生的短時間突然變故而已，并非將其作為軍事上長期據(jù)守的防御體系來經(jīng)營。而為了防備臨時發(fā)生的短時間突然變故，也只需建造一座銅雀臺即可；接連建造三座高臺，反倒與公孫瓚的愚蠢之舉頗為相似了。 總之，僅僅從生活享樂或者軍事防御的表象著眼，都難以點到要害。要想找到準(zhǔn)確的答案，首先要對當(dāng)時曹操的政治意圖和宣示方式有所了解。曹操的政治意圖和宣示方式是什么呢？  曹操雕像 曹操開始建造銅雀臺的兩年前，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他所控制的東漢朝廷宣布廢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設(shè)丞相，而出任丞相者，就是曹操本人，事見《后漢書》卷九《獻帝紀(jì)》。大體上說，丞相一人執(zhí)政，更容易壟斷朝權(quán)。因此，東漢后期朝政衰敗而權(quán)臣出現(xiàn)，為了獨攬朝政，或者會增設(shè)與丞相類似的相國，從而架空三公，比如董卓；或者會干脆廢除三公，只設(shè)丞相，曹操此舉，正是這種情形。 曹操自任丞相，是他對東漢朝廷權(quán)力達到有效控制的標(biāo)志。但是從后來歷史的發(fā)展走向來看，出任丞相控制朝政，并非曹操終極的政治意圖，因為丞相的權(quán)力再大，也只是東漢王朝的下屬臣僚而已。曹操終極的政治意圖，是要為一個完全屬于自己所有的新政權(quán)，開辟道路并且奠定基礎(chǔ)。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名義上屬于東漢朝廷的轄地之內(nèi)，創(chuàng)建出一個曹姓家族所擁有的公國直至王國。  曹操雕像 正常情況下，按照東漢的分封制度，異姓大臣無論功勞有多大，其爵位最高只是到侯爵為止，其封地最多為一縣。只有劉氏皇族的宗室近親，才能晉封公爵、王爵，其封地也會擴大到包括若干個縣的一郡之地同姓的公爵、王爵，比之于異姓的侯爵，不僅爵位更高，封地更大，更為重要者，是公爵、王爵具有更大的政治權(quán)力資源。特別是王爵，不僅能夠任命更多的下屬官員，從而形成一個與中央王朝非常類似的軍政系統(tǒng)和政權(quán)機器，而且具有自立社稷的特殊政治特權(quán)。 據(jù)司馬彪《續(xù)漢百官志五》所載，東漢侯爵私人所屬的家臣，僅有家丞、庶子兩人；而且食邑不到一千戶者，還要裁去家丞，僅置庶子一人。然而王爵私人所屬的家臣，即有中尉到郎中共計十二種；而且有的家臣，其員額還不限于一名。這十二種家臣，分工掌管軍政的公私事務(wù)，儼然如同中央王朝的九卿，形成王爵享有者自己的小朝廷。《續(xù)漢百官志五》又記載:“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此段史文之下，劉昭引錄東漢大臣胡廣的解釋說:  劉昭引錄東漢大臣胡廣的記載 胡廣其人，《后漢書》卷四十四有專傳，他歷經(jīng)六個皇帝，多次出任朝廷最高級別的三公職務(wù)，享年八十二歲，對東漢一朝的典章制度極其熟悉。所以他所作出的這段解釋，可信度極高，是東漢封爵制度的寶貴史料。從中看出:東漢時期受封爵位者，只有王爵能在自己的封國建立社稷祭壇，并且修造宮廷殿堂。至于侯爵，則完全沒有這兩項政治特權(quán)。 古代史籍常以“社稷”指代王朝江山。具有自己的社稷祭壇，具有自己的宮廷殿堂，還具有自己的官員系統(tǒng)，這是開創(chuàng)一個新政權(quán)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修造銅雀臺之際的曹操封爵，《三國志》卷一《帝紀(jì)》建安十五年裴注引曹操下達的令書中，有明確的記載:  三國志》卷一《帝紀(jì)》曹操下達的令書 這道令書，后世稱之為《讓縣自明志令》，下達于當(dāng)年十二月。而上面已經(jīng)論及，曹操開始建造銅雀臺，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冬天可見曹操此時的封爵，還只是食邑一萬戶的武平縣侯。至于當(dāng)時的武平縣，是在今河南省柘城縣南。 至此我們明白，如果曹操要想為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新政權(quán)，開辟道路并且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chǔ)，他就必須打破東漢封爵制度中，異姓只能受封侯爵的束縛，將自己的爵位提升到公爵直至王爵，舍此別無他途。 而他要想達到這樣的目標(biāo)，關(guān)鍵性的第一步，則是要將自己的政治意圖，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宣示出去。東漢以來，崇尚儒家政治倫理的世家大族，成為影響政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突出代表，例如號稱“東京袁楊”的汝南袁氏、弘農(nóng)楊氏，世代出任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正是得益于世家大族的強力支持，東漢王朝即便在無道昏君、囂張宦官、驕橫外戚不斷出現(xiàn)的情況下，還能茍延殘喘上百年。  曹操畫像 曹操所在的東漢末期，世家大族的勢力依然不容小覷。要在此時打破朝廷一直嚴(yán)格奉行的典制，以異姓大臣受封公爵、王爵，依然是不易實現(xiàn)的“僭越”之舉。即使是兇暴橫逆的董卓，可以殺廢帝，可以立新君，可以燒皇宮和掘皇陵，也可以自任相國、太師，卻也不敢將自己的爵位，即郿縣侯，提升為某公、某王。何況曹操本人，不僅出自世家大族極度鄙夷的宦官之家，而且起兵創(chuàng)業(yè)之時，又是以“舉義兵以誅暴亂”為政治口號。因此，他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biāo)，必須盡量減輕來自世家大族的阻力。 而減輕阻力的有效手段，便是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將自己的政治意圖宣示出去。這樣，既可以減弱對朝廷的沖擊力，避免事出突然而招致激烈的反應(yīng)，而使自己處于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又可以使朝廷的群臣，有思考和選擇的余地，從而表明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更為重要者，還能為曹操考察群臣真實的政治態(tài)度，以便縝密考慮分類對付的辦法，提供準(zhǔn)確的信息和充足的時間。 雕塑還原曹操府內(nèi)議事場景 于是，在下令開工修建銅雀臺的同時，便有了《讓縣自明志令》的發(fā)布。這道令書，長逾千字，是《三國志》和裴注中曹操下達文書最長的一篇，也是研究曹操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五十六歲的曹操，在令書中詳細(xì)回顧自己的從政生涯之后，接下來強調(diào)了如下四點: 一是“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早已超過當(dāng)初人仕時的期望；二是他人在私下將會評議自己“有不遜之志”，其實自己世代蒙受漢朝恩寵，一心想效法齊桓、晉文“奉事周室”那樣，扶持當(dāng)今朝廷；三是這道令書中所說的，都完全是自己的真心話，即所謂的“此言皆肝鬲之“常以語諸妻妾，皆令深知此意”“顧我萬年之后，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四是作為具體的證明，我決定辭去三個縣的封地，只留下武平一縣和侯爵封號，以謹(jǐn)守異姓大臣爵位最高只能封侯爵、封地最多只能封一縣的朝廷典制。 單看文章的表面，其措辭之平易，語調(diào)之真切很容易被曹操蒙蔽過去，以為他真是漢朝的忠臣、純臣。但是，深人探究，就會發(fā)覺事情并非如此。因為僅僅一年之后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就將魏郡周圍的一大片地區(qū)，包括河內(nèi)、東郡、鉅鹿、廣平、趙郡等五個郡的十五縣，一齊劃歸魏郡管轄。據(jù)《續(xù)漢郡國志二》記載，東漢順帝時，魏郡下轄僅有十五縣。而今并入十五縣之后，魏郡的轄縣一下子猛增到三十縣之多。而《續(xù)漢郡國志一》記載，順帝時首都洛陽所在的郡，即河南尹，下轄也只有二十一縣。大規(guī)模擴張魏郡的一年后，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終于在政治上顯露出真實面目，將自己的爵位提升為公爵，并以地域極為廣闊的魏郡，作為自己的封國。鐵的事實證明，曹操當(dāng)初在令書中自稱是“肝鬲之要”的一番表白，純屬假話虛言。 銅雀三臺遺址 既然曹操并不想當(dāng)封地僅有一縣的侯爵，那么他慎而重之，下達令書聲明自己只當(dāng)武平縣侯，豈非多此一舉？再說當(dāng)時的東漢獻帝劉協(xié)，又完全在曹操的掌控之下，所以對他封以四縣的詔書，理應(yīng)出自曹操自己的授意。那么曹操先以獻帝名義頒布封以四縣的詔書，然后又親自下達令書辭去三縣，就更像是無事找事的政治鬧劇。曹操被陳壽譽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淘神費力進行這樣一番政治表演，定然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 顯然，如果不先封四縣，就沒有辭去三縣，從而發(fā)布這道令書的機會。可見先封而后辭，其用意正是為了這道令書的發(fā)布。既然他如此需要發(fā)布這道令書，那么他的特殊政治用意，就很可能隱藏在令書之中。 首先，他列舉當(dāng)初袁術(shù)企圖稱帝，以及袁紹割據(jù)河北、劉表割據(jù)荊州的往事之后，感嘆說:“設(shè)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dāng)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處的“國家”，據(jù)周一良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的精當(dāng)考證，乃是東漢習(xí)語，系指王朝的皇帝，而非后世理解的中國。因此，曹操的語意是:要是當(dāng)今的皇帝沒有我，不知道天下會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話確實是真話，然而此言從曹操口中說出來，不僅顯得傲視一切，而且還話外有音:既然當(dāng)今皇帝沒有我就當(dāng)不成皇帝，那么實際上的皇帝，豈不是我曹操嗎？既然有我在就沒有異姓敢于稱帝稱王，那么我曹操要封一個在帝、王之下的公爵，也只能算是起碼的回報了。 曹操雕像 其次，曹操又特別援引“奉事周室”的齊桓公、晉文公，作為自己的榜樣，這也有話外之音。按照周代爵制，齊桓、晉文的爵位雖然比不上周天子的“王”，卻是比周天子僅僅只低一等的“公”，是諸侯國五等爵制當(dāng)中的最高一等，相當(dāng)于東漢宗室王公爵位中的“王”。齊桓、晉文既然是我的榜樣，我的爵位也應(yīng)與之相當(dāng)才對，至少也應(yīng)當(dāng)升到公爵，號令起天下來才能夠名正言順。 總之，結(jié)合當(dāng)時的政治現(xiàn)實，仔細(xì)來品味曹操的令書，就能得出如下的結(jié)論:他是將自己的政治意圖，以一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公開宣示出去。因此，這一篇《讓縣自明志令》，實際上是曹操政治意圖的宣傳書。此處的“明志”一詞，并非如以往論者所言，是表明他志在做漢室的忠臣、純臣，而應(yīng)當(dāng)作完全相反的理解。 參考資料·《三國演義》 參考資料·《三國志》 本文系作者歷史盟友原創(chuàng)，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lu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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