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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2年，勾踐滅吳之后，立即翻臉不認人，轉頭就開始清理功臣，逼跑范蠡逼死文種，于是一個薄情寡義、忘恩負義、陰險毒辣的形象躍然紙上。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能因為古人寫的史書就覺得一定可信，《史記》里的勾踐、文種、范蠡三人言行就疑點重重，其言行既不符合時代特征，也不符合人物邏輯，讓人很難相信。果然，出土的戰國竹簡推翻了不少《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里的記載。 2017年，清華簡團隊發布了一部分整理報告，其中最為重磅的是《越公其事》，全篇共75支竹簡，共三千余字，堪稱目前最完整的勾踐滅吳故事的出土文獻，詳細敘述越王勾踐兵敗后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后重新崛起、滅掉吳國的經歷，對研究春秋吳越歷史，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顛覆認知的是，《越公其事》揭開了勾踐的真面目，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勾踐為何要殺范蠡與文種。 01公元前493年，吳王夫差厲兵秣馬，準備報闔閭之仇，勾踐聽說之后，就準備先下手為強。這時，來到越國二十余年的范蠡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認為不能打，理由是“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勾踐一意孤行，與夫差爆發夫椒之戰，最終差一點國滅身死。 春秋晚期，列國征戰不斷，而且吳越世仇，兩國更是戰爭不斷，因此范蠡不可戰的理由真有些荒唐，不像一國大臣所說，反而更像反戰學者之言。 夫椒之戰慘敗之后，勾踐迎來人生低谷，其言行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對于范蠡、文種的諫言統統采納。根據《史記》記載，除了臥薪嘗膽不忘國恥，與“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這一句話之外，勾踐之所以能夠再回越國，越國之所以能夠重新崛起，可以完全歸功于范蠡與文種，勾踐幾乎不是說“諾”就是說“善”。 夫差北上爭霸之后，勾踐三次詢問范蠡是否可以攻吳，范蠡前兩次都說不可，等到第三次夫差率軍精兵北上爭霸，國內只留老弱病殘時，范蠡才說可以。果然，越軍大破吳軍，三年之后吳國滅亡。 吳國滅亡之后，范蠡決定辭官歸隱，勾踐卻說“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于是，范蠡立即帶上輕寶珠玉，與私屬一起乘舟浮海而去。臨行之前，范蠡手書一封給文種，勸他說勾踐為人不能共富貴，只能共患難，所以“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還是趕快走吧。文種將信將疑，但還是稱病不朝，有人說文種要謀反，勾踐就賜給文種一支寶劍，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于是文種見劍知意而自殺。 總而言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的勾踐、范蠡、文種記載，主要側重于描述范蠡與文種，占了超過一半的篇幅，且勾踐每一個正確決策必定出于范蠡或文種之口，經過范蠡文種的幫助與調教，忍辱負重的勾踐最終成功滅吳。至于勾踐，幾乎無所作為，決策幾乎都是錯誤，若非聽得進范蠡與文種的正確諫言，越國恐怕都要滅亡了。更重要的是，在滅吳之后勾踐針對范蠡與文種的言行中，讓人見識了卑鄙與無恥的境界。 02然而，清華簡《越公其事》卻表現出勾踐不卑不亢的氣節，以及“十年教訓十年生聚”的勵精圖治，一個大國之君形象躍然紙上。 為了求和，《史記》記載勾踐告訴文種說“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以向吳王夫差表示忠心，但在《越公其事》中，不僅沒有說攜妻入吳侍奉吳王，而且整個過程不卑不亢。文種出使吳國之前，勾踐告誡文種：
可見，勾踐并未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準備一旦求和不成，就與吳國一決雌雄。《越公其事》中也記載，吳王夫差之所以沒有繼續打下去，既有自身損失過半，又山高路遠，且勾踐還有8000兵馬，所以知難而退，夫差對伍子胥說了這些理由，伍子胥無言以對，君臣關系并未鬧僵。從邏輯上說，作為一個有為之君，勾踐不會分析不出彼此面臨的難題。因此，既然越國并非沒有希望，為何還要“勾踐請為臣，妻為妾”，而不是不卑不亢地面對吳國？ 吳越結盟之后，越國開始“十年教訓，十年生聚”，但古史中只說勾踐知人善用，以及范蠡文種的足智多謀，基本沒有勾踐如果勵精圖治。但《越公其事》詳細記載了勾踐勵精圖治的全部過程：首先是無為而治，讓越國休養生息，以此“安民”；其次是推行“五政”，以此“用民”，五政即為“好農”、“好信”（文化育人）、“征人”、“好兵”、“飭（chì）民”，最終將民眾調教成可供驅使的戰爭工具，成為越國取勝的資本。更為重要的是，勾踐推行“五政”時是親自動手，比如親自農耕，親自專研兵器，嚴以律己等，可以說勾踐是實干興國。 勾踐敗吳之后，《史記》記載吳國公孫雄肉袒膝行求和，勾踐本準備答應，但范蠡勸誡“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勾踐攻入吳國，讓吳王夫差找個地方頤養天年，最終夫差不愿受辱而自殺。比《史記》更勁爆的是，《吳越春秋》中描述的是，勾踐迫不及待地想要處死夫差，但夫差不愿自殺，于是勾踐怒斥夫差“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羞愧而欲求生，豈不鄙者？”但《越公其事》中卻顛覆了古史描述的勾踐形象，不僅沒有盛氣凌人，反而更顯謙卑恭敬。
《越公其事》中不僅沒有記載范蠡與文種的結局，反而關于這兩人的記載都非常稀少，范蠡只出場了2次，文種只出場了3次。范蠡第一次出場是為勾踐區分、懲罰不恭敬的百姓，第二次是與太甬一起統計越國人口，都不是什么至關重要的事情。文種第一次出場是出使吳國，第二次是區分恭敬之人，第三次是勾踐伐吳之后坐鎮國內。 透過越公其事可知，勾踐是一個不卑不亢、謙虛恭敬、充滿實干精神的大國之君，而非古史記載的那樣陰險毒辣、背信棄義，至于范蠡、文種也沒有古史記載的那樣神奇。顯然，越公其事是一本顛覆性的史書。 至于范蠡評價勾踐為“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之類，估計十有八九是后人胡扯。 03問題在于：《越公其事》是不是可信？ 古史突出范蠡文種，弱化勾踐，越公其事突出勾踐，弱化范蠡文種，兩者都有不可信之處，但相比之下，《越公其事》應該更可靠一些，原因有二。 其一，勾踐作為大國之君，春秋五霸之一，自身能力必然很強，但在古史中勾踐每一個正確決策都來自范蠡或文種，顯然不符合基本邏輯。 其二，中國注重記載歷史，君王不會隨便亂說話，否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古史中勾踐所說的話，比如對范蠡說“不然，將加誅于子”，對文種說“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等，非常直白的殺功臣，既不符合春秋君王謙虛恭敬的基本禮儀要求，也不符合古史中勾踐陰險的性格，想要殺臣子有必要這么直白淺顯的說出來嗎？ 與之相反的是，《越公其事》中勾踐言行恭敬謙卑，雖然無法證明這是不是真相，但看起來至少更符合春秋風格。 總的來說，《史記》《吳越春秋》等記載的勾踐、范蠡、文種三人，更像一部歷史同人小說，而《越公其事》雖然也具有一定文學性，但明顯更為可信。更為重要的是，傳世文本與考古文本對勾踐形象截然不同的描述，無疑說明勾踐形象曾遭到大規模篡改。 04通過上文可知，古史嚴重扭曲了勾踐的形象，《越公其事》中的勾踐形象可能更為真實一些。那么，這里帶來一個問題：滅吳之后，一個雄心勃勃、志在稱霸、言辭謙恭的君主，為何自毀長城的逼走范蠡逼死文種？筆者猜測認為，可能與范蠡文種身份、以及大國紛爭有關。 公元前511年，楚國人范蠡邀請文種來到越國，傳統觀點將之解釋為范蠡與文種不得志，而來到越國建功立業，但如果放在時代大背景之下，范蠡與文種就可能具有另一層間諜身份。 晉楚爭霸晚期，隨著晉國實力下降，為了維持霸主地位，晉國與吳國結盟，提升吳國戰斗力，戰略目的是“疲楚”，后來吳楚之戰就是這一戰略下的結果。而為了對抗晉國的戰略，楚國拉攏越國對抗吳國，自然要想辦法一定程度上提升越國戰斗力，因此吳越之間又夾雜了一絲代理人戰爭的味道。鑒于這一背景，范蠡與文種是私人入越，還是楚國組織，答案或許就一目了然了。 其實，即便范蠡與勾踐不是間諜，鑒于楚越關系的轉變，勾踐對他們也不會放心。 勾踐滅吳之后，范蠡與文種兩人都位高權重，掌握越國的大量機密。而這時的越國，已經能夠與楚國扳手腕，不再是楚國的小弟，變成了楚越爭霸。因此，當范蠡想要走、文種稱病不朝時，勾踐必然擔心范蠡與文種會跑回故國。一旦范蠡與文種回國，對越國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相信胸懷再寬廣的君王，都不敢拿軍國大事開玩笑，所以只能殺了范蠡與文種。 可見，當范蠡與文種不準備為越國效力時，勾踐就準備殺了范蠡與文種以絕后患，通過《越公其事》可以排除其陰險毒辣的性格，即“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原因，那么真相應該就是擔心范蠡與文種泄露越國機密。其實，范蠡文種的情況，別說勾踐了，估計秦始皇、李世民遇到也會下狠手。 至于范蠡逃出生天，后來泛舟江湖成為陶朱公之事，十有八九還是古人胡扯，原因很簡單，范蠡20余歲入越，在越國工作40余年，六十余歲離開，都這么一大把年紀了，還怎么泛舟江湖，還怎么與西施雙宿雙飛？ 總而言之，不能說《越公其事》一定就是真相，但至少比包括《史記》在內的傳世文獻更為可信。當然，司馬遷之所以翻車，應該不是因為主觀原因，而是左丘明的《國語》對他影響很大，而《國語》中的勾踐、范蠡、夫差就已經很扭曲了。 透過勾踐性格在傳世文本與考古文本中的截然不同的現象，非常鮮明地告訴我們，古代史家并不一定可信，甚至在篡改歷史方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膽，因此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不能單憑一些史書評說，而需要多本書、多角度去綜合理解，否則就是偏聽偏信。 參考資料：《越公其事》、《史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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