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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僅供學習參考之用，禁止用于商業用途，若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到您的權益，煩請告知，我們將立即刪除 。 來源：《檢察日報》，2023年10月25日第3版。作者： 王聚濤，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張帥杰，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副主任。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洗錢罪規定進行調整以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洗錢犯罪的研究和關注越來越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某個表面上符合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洗錢罪客觀表現的行為是否構成洗錢罪仍會困擾司法人員，出現觀點不一致的情況，制約懲治洗錢犯罪辦案質效。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觀構成要件的有機統一，準確辦理洗錢犯罪案件，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洗錢犯罪主客觀構成要件。其中，準確把握“掩飾、隱瞞”要素甚為關鍵。 “掩飾、隱瞞”是洗錢罪構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 洗錢，就是掩蓋非法資金的來源和性質，使其“表面合法化”的過程。根據我國刑法第191條規定，洗錢罪是為掩飾、隱瞞毒品犯罪等七種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實施“提供資金賬戶”等掩飾、隱瞞行為的行為。 根據洗錢罪罪狀表述，認定某行為是否構成洗錢罪，須證明行為人在客觀上是否實施了“掩飾、隱瞞”行為，所“掩飾、隱瞞”的對象是否為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以及主觀上是否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約定的意圖。當然，要認定洗錢罪，還必須證明行為人對上游七類犯罪有所認知，但從實踐和證明難度來看，對主觀明知的認定不是認定洗錢罪的主要障礙。 “掩飾、隱瞞”構成要件的客觀把握：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進行“轉移”或“轉換” 《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2條對刑法第191條第1款第5項“其他方法”進行六種細化規定。從《解釋》第2條第7項規定來看，所有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最實質的內涵體現為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進行“轉移”或“轉換”。 “轉移”是針對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而言。從《解釋》表述上看，“轉移”主要是指資金在不同的支付結算賬戶之間流轉的情形。當然，在“跨境轉移資產”的語境下，“轉移”的對象也包含物理上的轉移，但也僅限于“跨境”情況下適用。換而言之，凡在國內涉及“轉移”型洗錢犯罪的，洗錢行為所針對的必定是資金類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轉換”是針對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而言。結合“轉換”一詞的含義以及《解釋》規定的具體情形，可以認為“轉換”是指犯罪所得在存在形態上變成了他種合法所得，如將犯罪所得用于購買股票，從而將犯罪所得轉換成為投資理財的收益所得，由此實現“黑錢”的“洗白”。 在具體洗錢情形中，某種洗錢行為可能既表現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移，也表現為財產形態的轉換。比如，在將某筆犯罪所得資金投資入股某企業的情況下，該筆犯罪所得資金又以分紅的形式回到犯罪分子手中，從而將犯罪所得“轉換”為經營企業所得。 “掩飾、隱瞞”構成要件的主觀把握：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故意 關于洗錢罪中“為掩飾、隱瞞”這一術語的體系性定位，理論界爭議較大。有觀點認為，該要件表明洗錢罪是目的犯。筆者認為，洗錢罪不是目的犯，但仍要證明行為人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主觀故意。 按照在犯罪構成中的作用，犯罪目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故意所能完全包容的意志因素，即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直接造成危害結果的希望；另一類是不能被直接故意包容的意志因素，即“目的犯”意義上的目的，具體是指行為人借助犯罪行為的直接危害結果，而進一步追求的某種非法利益或者結果。 首先，從法律條文上看，洗錢罪條文中沒有寫明該罪為“目的犯”，即在罪狀表述中沒有出現“目的”二字。因此，認定洗錢罪為目的犯并無法律依據。 其次，從行文結構上看，洗錢罪的罪狀可簡化為“為掩飾、隱瞞……來源和性質，而實施提供資金賬戶等掩飾、隱瞞……來源和性質”，也就是說洗錢罪的行為本身就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因此，“不能同時把這一內容當作主觀的超過要素”即“目的犯”中的目的。 雖然洗錢罪不是“目的犯”，但并不意味著不需要證明行為人為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目的。根據《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的規定，“主觀上認識到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并實施該條第一款規定的洗錢行為的，可以認定其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目的，但有證據證明不是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除外。”因此，洗錢罪中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目的是必須完成的證明責任。 在實踐中，還需要將洗錢故意與洗錢動機相區別。動機，是促使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的內心動因，促使行為人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實施“轉移”“轉換”行為的原動力有很多，如為了購買房屋升值后賺錢，為了房屋裝修后出租獲利等。這些都是行為人“掩飾、隱瞞”的動機而非目的。在辦理案件時，應當對此加以區分。 “掩飾、隱瞞”構成要件的主客觀認定 某種行為是否屬于洗錢罪意義上的掩飾、隱瞞行為，應當從客觀上看該行為是否達到資金轉移或者財產形態轉換的效果。如果達到這種效果，則應當認定符合洗錢罪中掩飾、隱瞞的客觀要件。這種效果的判斷，應該從形式上判斷。所謂從形式上判斷，就是看相關資金是否在不同賬戶之間發生了流轉，或者財物的存在形態是否發生了改變。 以“提供資金賬戶”為例。上游犯罪行為人之外的行為人為上游犯罪行為人提供銀行賬戶等用來接收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上游犯罪既遂后，上游犯罪行為人將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轉賬到下游行為人所提供的資金賬戶中。此種情形下，相關犯罪所得資金的所有權發生了轉移。另一種是上游犯罪尚未結束，下游行為人提供資金賬戶為上游犯罪行為人接收犯罪所得，然后再將賬戶內資金轉給上游犯罪行為人。此種情形下，上游犯罪違法所得表面上變成了下游行為人給付的資金，割斷了與上游犯罪之間的關聯。 “轉移”“轉換”行為并不必然通過銀行類金融機構實施。根據《解釋》規定，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區分界限應落腳在是否為特定上游犯罪，而非具體的行為方式。因此，通過商業銀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或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以及地下錢莊等非法途徑實施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只要其對象屬于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應當以洗錢罪定罪處罰。 關于洗錢罪的法益，雖然有爭議，但目前通說認為是國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由于洗錢罪與刑法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且洗錢犯罪往往切斷了與上游犯罪的關聯，增加了案件偵破難度，因此，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是次要保護的法益。由此，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屬于洗錢行為，就要看該行為是否對洗錢罪所保護的兩個法益造成侵害。某種“轉移”或“轉換”行為雖然并未通過金融機構實施，但由于其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作用，因此，仍然要認定為洗錢罪的客觀行為。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根據《意見》規定，原則上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符合洗錢罪客觀要件的行為，就可以推定行為人是為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能因為其辯解就不予認定。這是因為，洗錢行為與日常行為相比往往具有一定的異常性，除非行為人具有正當理由，否則就應當認定其具有洗錢故意。《解釋》第1條第2款規定了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六種具體情形，其中四種情形中都增加了“沒有正當理由”的限定條件。據此，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掩飾、隱瞞的故意，可以從是否增加了不必要的流轉環節或者轉換環節等異常情形來判斷其主觀上是否具有掩飾、隱瞞的故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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