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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7日，李秀成在剛剛占領的杭州發布檄文，號召上海守軍投誠，并警告洋人不得助戰，儼然已將上海納入下一階段的攻略計劃。 英法兩國出于自身利益，通過外交渠道威脅太平軍“如進攻上海，為自陷危險”，同時迅速通過其代理人吳煦與清廷地方政府組成“中外會防局”，統一指揮上海當地的中外軍隊，迎戰太平軍。 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宣告結束，英法兩國在滬駐軍達數千之眾。其中從大沽口方向趕來的英法聯軍，正是昔日八里橋之戰的得勝之師，裝備精良、士氣高漲。加上停泊于黃浦江上的蒸汽炮艦，他們配合猬集于上海地區的清朝政府軍，擊敗來犯之敵似乎毫無懸念。 但戰爭正式打響之后，局勢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于得知清軍降將李文炳于后方謀反，李秀成并未親抵上海前線，而是率主力回鎮蘇州。太平天國第三次圍攻上海的前鋒部隊，實際上不過是慕王譚紹光、納王郜永寬及忠王次子李容發指揮的偏師，一般認為其兵力不過萬余人馬。  上海保衛戰中的洋槍隊 當時上海外圍集結的清朝政府軍及各類民團多達四五萬人，但卻“聞風喪膽，一觸即潰”。即便有英法聯軍的炮艦沿江提供火力掩護，清軍仍呈現“各隘防軍，遇賊輒潰走，入夜火光不絕，人無固志”的景象。無奈之下，英法聯軍只能改為全力支援華洋混雜的雇傭軍——洋槍隊。 1月30日，洋槍隊在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蘇州監生李恒嵩的統領下，于青浦一線對太平軍展開反擊，堪堪穩定了局勢。 為了鼓舞士氣，更為了爭奪這支雇傭軍的指揮權，主政上海的薛煥改洋槍隊為“常勝軍”，算是將這支雇傭兵部隊納入了清軍正規武裝的序列。 改名的同時，常勝擴編至4500人，但兵力的上升帶來了一系列的“股權糾紛“。洋槍隊草創之時，主要聽命于吳煦、楊坊等蘇南土紳階層；但改名常勝軍之后，它吸納了大批薛煥麾下李恒嵩所部華勇，其控制權自然轉移到了薛煥這樣的職業官僚手中。 正是眼見薛煥有侵吞常勝軍的跡象，吳煦不惜擺出“申包胥哭秦廷”的架勢，不斷派人前往安慶求援，以試圖“驅虎吞狼”,利用曾國藩與何桂清的矛盾，干掉把持上海政壇的薛煥。 4月25日，抵達上海僅17天的李鴻章便受命接替薛煥署理江蘇巡撫。這背后自然少不了曾國藩及整個湘軍集團的助推。  李鴻章像 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國藩便上書指責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重任”，全力奏保李鴻章，并許諾“若蒙圣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從而，將湘軍援滬和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一事牢牢地捆綁在一起。 但此時的清廷中樞已不復肅順主政時對湘軍集團那般友好，所以盡管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薛煥卻沒有離開上海，而是繼續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與英法交涉，“辦理洋務”。 李鴻章依照曾國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后，第一時間逮捕了僑居于租界的何桂清，將其押送至北京受審。而出乎力主湘軍援滬的吳煦、楊坊等人意料的是，李鴻章整肅上海官場的第一刀非但沒有落在薛煥的頭上，反而指向了他們這些蘇南士紳。 李鴻章雖名為江蘇巡撫，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過上海一隅，要壯大所部淮勇，錢糧、兵員、武器皆需仰仗蘇南士紳和西方列強的按濟。 而這兩股勢力在此前一系列抵御太平軍進犯的戰斗中早已沆瀣一氣。唯有對蘇南士紳施以重壓，斬斷其與西方列強的聯系，奪取常勝軍的控制權，李鴻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財、政、軍權。 與之相比，薛煥已讓出江蘇巡撫之位，在政治上對李鴻章不再構成威脅，而清廷中樞任命薛煥主持上海“洋務”，足見其在恭親王奕訢心中仍有價值和地位。 事實上，扳倒吳煦一事，曾國藩早在李鴻章援滬之前便有所部署。根據湘軍幕僚薛福成的筆記，曾國藩曾在李鴻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機宜：“不去(吳)煦，政權不一，滬事未可理也。”  曾國藩像 因此，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之后，首先“疏劾道府數人，去(吳)煦羽翼”；接著采取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與吳煦“明定章程”。上海海關的相關事務仍由吳煦經理，厘捐總局則由李鴻章的幕僚薛書常管理。 除了生絲、茶葉、鴉片等大宗商品的進出口關稅之外，厘捐收入也頗為可觀。因此李鴻章入主上海之后，第一要務便是接管厘捐總局。 而此時，從洋槍隊到常勝軍，這支由上海士紳出資、西方雇傭軍組織和訓練的華洋混合武裝，已經在上海外圍的一系列戰斗中證明了自己的價值。隨著戰線的逐漸穩定，這支部隊的處境和去向卻變得尷尬起來。 一方面，隨著常勝軍規模和裝備的不斷擴充，作為幕后金主的吳煦、楊坊等蘇南士紳日益感到不堪重負。據稱，除了日常的軍餉之外，常勝軍每收復一座城鎮還另外要賞金2萬兩白銀，攻克青浦之后要求再增加1萬兩白銀。 常勝軍使用的多艘內河蒸汽艦艇，雖然名義上已由清政府買下，但每月仍要向華爾的貿易伙伴亨利等人支付四五千兩白銀。對于這些“額外支出”，李鴻章的態度是能拖就拖。 對此，貪婪無度的華爾表現出其兵瘩流氓的一面，他公開指責李鴻章不守信用，甚至威脅說：“如果我的腳不是在這泥塘里陷得這么深，我就會把他們全部拋棄。”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畢竟太平軍中所謂的“洋兄弟”也不在少數，李鴻章等清朝官僚不得不擔心華爾這樣的雇傭兵隨時會倒戈一擊。  華爾像 另一方面，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等西方列強與清帝國的關系由敵對轉為同盟。為了進一步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常勝軍這樣由西方職業軍官領導的華人武裝，一度成了在華英法將領心目中的“華洋合作”試點部隊。 在積極要求恭親王奕訢將更多的中國士兵交給英法軍隊訓練和指揮的同時，英法也在謀求獲取常勝軍的指揮權。正是在這樣的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常勝軍開始走向沒落。 華爾本人似乎并沒有意識到危險的逼近，除了不斷向吳煦、楊坊等蘇南士紳追討高達11萬兩白銀的欠款之外，他還屢次向李鴻章要求率領常勝軍前往天京戰場參戰。 在華爾看來，天京作為太平天國的首都，一旦被常勝軍攻陷，那么他個人不僅能獲得豐厚的獎金，更能在入城劫掠時賺得盆滿缽滿。 可惜這個唯利是圖的美國人錯誤地低估了政治漩渦的風險。1862年9月，李鴻章命華爾率常勝軍前往攻略浙江慈溪。此次軍事行動表面上看是為了擴大上海金山衛南線的防御空間，掩護5月為英法聯軍所收復的貿易重鎮寧波。 但此時的浙江屬左宗棠的管轄范圍，即便其背后有英法列強施加的外交壓力，李鴻章也未必甘愿“為他人作嫁衣”。可惜華爾并未注意到這一點，欣然抵達后不久，便在視察戰線時被太平軍的火槍擊傷，不久后便死于軍營中。  太平軍擊敗洋槍隊 華爾死后，李鴻章上奏清廷，對其大加褒獎，請求將之風光厚葬。對于群龍無首的常勝軍，李鴻章則有意將其分而治之：遠征慈溪的常勝軍一部由此前在青浦被太平軍俘虜后放回的法爾思德指揮，上海前線的常勝軍主力則被交給白齊文統領。 白濟文和華爾同為美國人，且經歷相仿。在集結了諸多西方冒險家的常勝軍中，他可謂深孚眾望。但無論是李鴻章還是西方列強都無法容忍常勝軍繼續保持獨立性，因此，在10月下旬，李鴻章命常勝軍開赴嘉定前線。 圍繞著嘉定這座上海外圍最后一座由太平軍控制的據點，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李秀成此時雖已經統率大批精銳馳援天京去了，但蘇州方向的太平軍仍猬集著十數萬野戰部隊。主持太平軍蘇南軍務的譚紹光會合浙江陳炳文所部，在三江口、四江口、白鶴港、張堰一線夾江布陣，構筑水陸聯營。 面對太平軍的防御，一度利用常勝軍攻克嘉定的李鴻章沒有再選擇以雇傭軍打頭陣，而是命程學啟、吳建瀛等太平軍降卒奮勇突擊。此戰中，程學啟胸中槍，但仍指揮開字營槍炮齊放，最終擊潰太平軍。此役史稱“四江口之戰”。 四江口之戰證明淮軍已具備與太平軍精銳兵團正面交手并戰勝對方的能力。相比之下，常勝軍僅在攻堅戰中具備火力優勢。在進一步加強自身炮隊建設的同時，李鴻章對常勝軍的瓦解計劃也逐漸提上了日程…… 1862年11月17日，四江口之戰結束不過數日，返回上海的李鴻章便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免決定。他以吳煦、楊坊需帶領常勝軍赴援天京為借口，免除兩人蘇松太道、蘇松糧儲道的職務，由湘軍集團的黃芳、郭嵩燾接任。 湘軍系統之所以遲遲沒有替換吳、楊兩人，無非是忌憚其控制的常勝軍武裝，現在華爾戰死，淮軍也已成長為支撐上海戰線的主力，將吳煦、楊坊一腳踢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太平軍 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吳煦、楊坊雖被革職，但代表蘇南的士紳階層仍掌握著上海地區的巨額民間財富。如果繼任常勝軍指揮官的白齊文能與之通力合作的話，那么其與湘軍集團的政治角力仍有一線生機。 但對于馳援天京前線的行動，白齊文沒有華爾那般感興趣，吳煦、楊坊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尷尬，白齊文更無心過問。面對英法聯軍高層的勸說，白齊文甚至表示在與中國政府往來的混亂賬目被徹底理清之前，他拒絕出征。 對于常勝軍的異動，李鴻章樂見其成。他在清政府和英法聯軍高層中制造白齊文“冥頑不靈、不可信任”形象的同時，以切斷常勝軍的軍餉供給來逼迫其做出讓步。 在這樣的情況下，1868年1月13日，白齊文非常不理性地在其駐地松江“閉城索餉”。對于此事，西方觀察者的觀點很多都認為是常勝軍下級官兵在鼓噪，白齊文本人也是受害者，但國內史學家則認為白齊文是始作俑者。無論如何，松江鬧餉無疑向清政府宣告了白齊文和常勝軍的不穩定。 李鴻章勒令楊坊前往松江鎮撫常勝軍。楊坊盡管化解了“閉城索餉”的危機，但隨即被白齊文打上門去，搶走了4萬兩白銀。 白齊文的種種做派，令李鴻章有足夠的理由對常勝軍下手。在宣布對白齊文進行通緝，逼迫對方叛降大平天國時，李鴻章上奏請廷中樞： “該道(按指吳煦、楊坊)等創募此軍，及換人接帶，始終主謀，又有督帶之責，不能實力制，辦理不善，咎亦難辭。應請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后效。如該軍仍前獷悍，應責成吳煦、楊坊妥為裁遣，一手經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圖諉卸。” 吳照、楊坊此時已經沒有任何財政權力，卻仍要主持對常勝軍的裁撤事宜，甚至還要自掏腰包承擔因此前籌備馳援天京戰場的軍費開支。  洋槍隊形像 因為李鴻章已經明確提出“赴金陵，雇用輪船及添購軍火，價值頗巨。茲既赴援不成，此項銀兩不準開銷稅款，應令吳煦、楊坊自行賠補”。 吳煦、楊坊堪稱富足，但為了籌措這筆巨額軍費，也同樣花了大半年的時間。二人被迫各出一半，還清了前項欠款——31萬兩紋銀和6.3萬英鎊。 白齊文、吳煦、楊坊先后離開常勝軍后，這支雇傭兵武裝隨即成為李鴻章和英法聯軍方面爭奪的焦點。經過與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等人酌商，中英最終簽訂了《統帶常勝軍協議》。 中英《統帶常勝軍協議》，士迪佛立原擬條約13款，李鴻章復加勘正，增為16款，于1863年1月14日蓋印移交分執，并咨明總理衙門備案。 李鴻章與土迪佛立關于常勝軍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一是兵權歸屬問題。士迪佛立企圖獨攬，李鴻章執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國官員會帶”，提出“現在常勝軍暫交哈倫管帶，隨后奏明交戈登管帶，即為中國武官”；清方則提出“所薦兵官須與華爾相同，概受中國節制，并受中國官職，如有過失照中國例辦理”。 經過“切實爭鬧”，雙方達成妥協：士迪佛立同意管帶官“均應歸撫臺節制調遣”，中國派李恒嵩會同管帶；清方放棄英國管帶官“如有過失照中國例辦理”的要求。 二是指揮問題。士迪佛立要求“所有營中章程規矩均須聽管帶官主意”，清方反對。最后議定：“所有營中章程規矩均須聽會同管帶官主意。” 士迪佛立主張“凡常勝軍出隊須先與英、法兩國商定”，李鴻章表示此條“亦斷難行，彼此知會則可”。最后雙方議定：“凡常勝軍出隊，如遠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須預先與英、法兩國商量。至臨警調度及附近有賊派出隊伍，不必拘定。” 三是兵額問題。英國希望常勝軍是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能夠為己所用。士迪佛立曾言：“常勝軍五千人不可再少，內有兩千人必須駐防松江，不能調往他處。”之所以選擇松江為常勝軍的主要據點，是因為英國政府始終強調其任務半徑是“協助防衛上海的三十英里范圍內”。 李鴻章雖然企圖借助常勝軍剿滅太平軍，但既擔心常勝軍勢力膨脹，危及切身利益；又害怕常勝軍人數過多，費銀太巨，影響淮軍的擴充。他力主常勝軍裁汰老弱，并拒絕向士迪佛立做出讓步，他說：“發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見退去，已無需更多兵力保衛上海矣。” 經過反復協商，最后雙方議定：“常勝軍以三千為適，如將來關稅短絀，餉銀無出，尚可裁減。” 李鴻章與士迪佛立的爭論固然十分激烈，但其目的無非是“漸收兵權”“稍節餉需”。通過《統帶常勝軍協議》，李鴻章把常勝軍的餉銀從7.8萬兩減至4萬余兩，并且取得了對常勝軍的節制調遣權，也算是功德圓滿了。  洋槍隊形像 更為重要的是，《統帶常勝軍協議》的簽訂標志著常勝軍從“華夷兩商目行經理”變為中、英兩國政府軍事合作的一種形式。 因為這個協議是由清朝巡撫和英國駐華陸軍司令簽訂的；而協議又明確規定常勝軍由英國派出正規軍官充任管帶，清廷派出正規軍官會同管帶；常勝軍出隊需預先與英、法兩國會商；常勝軍軍官由清朝巡撫和英軍司令任免；常勝軍軍餉“在海關銀號按月支取”。這支昔日的雇傭兵武裝終于從“私營”轉化為了“公營”。 不過，在如何對待常勝軍的問題上，清朝統治營壘內部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買辦官紳只講“籠絡”，頑固官紳只講“控馭”。李鴻章則調和于兩派之間，主張“于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制控馭之道”。經過一番權謀運作，李鴻章似乎終于要將這個擋在淮軍發展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踢開了。 英軍工兵上尉戈登出身于英國倫敦，世代從軍的家族傳統讓他很早便進入了皇家軍事學院學習。據說他脾氣火爆，兩度在學校里與教官和同學斗毆。英國陸軍最終將他的培養方向由攻城拔寨的炮兵，轉為修理地球的工兵。 在軍旅生涯的前6年里，戈登忙碌于威爾士的建筑工地、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外圍的壕溝，以及土耳其的勘探前哨。如果沒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被委派為工兵學校教授的他，可能將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度過自己的余生。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當自愿參戰的戈登趕到大沽口時，英法聯軍已經成功登陸。他緊趕慢趕地抵達前線仍錯過了八里橋之戰。除了在圓明園點上一把大火之外，戈登在戰場上幾乎毫無功勛可言。  火燒圓明園 隨著清政府與英、法簽署《北京條約》，西方列強獲得了在天津建立租界的特權，擁有豐富工程學知識的戈登終于得以一展拳腳，在勘定租界地形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中出力頗多，也因此得到了駐守天津的英軍指揮官士迪佛立的賞識。 當1862年江蘇巡撫李鴻章提出希望聘請英國軍官指揮常勝軍時，士迪佛立第一時間推薦的就是戈登。戈登入主常勝軍時，恰逢李鴻章所部淮軍在常熟一線陷入被動局面。 對于李秀成以蘇州為中心構筑的太平天國“蘇福省”防御體系，李鴻章奉行的是“剪其枝葉，再圖根本”的蠶食政策。 1863年1月，通過與李秀成麾下大將——安徽桐城豪強錢桂仁私下聯絡，李鴻章成功策動了太平軍常熟守將駱國忠舉城叛降。 表面上看，常熟“反正”令淮軍在太平軍蘇南防線的側后打入一個楔子。因此，在駱國忠發難的同時，李鴻章命程學啟、李鶴章率部直撲昆山、太倉一線，試圖利用太平軍內亂之機，打通上海與常熟之間的聯系。 但令李鴻章沒有想到的是，此時的李秀成已由天京前線返回蘇州，他除了第一時間委派譚紹光、陳炳文率主力猛攻常熟之外，還命自己的女婿——會王蔡元隆主持太倉、昆山一線的防務。 由于蔡元隆所部的頑強抵御，再加上連日的滂沱大雨，淮軍一度無力突破對手的正面防線，駐守常熟的駱國忠所部卻遭遇太平軍主力的圍攻，形勢萬分危急。 李鴻章當然深知馳援常熟的重要性，但常熟戰區情況不明，自然不能貿然拿淮軍嫡系前往冒險。于是新近上任的戈登和他麾下的常勝軍便成了“首發上場”的不二人選。 此時，湘軍已經奪取了長江下游的水路控制權，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悉數由天京戰場開赴上海助戰。正是在強大的內河艦隊的運載力和火力支援下，戈登所部常勝軍在福山鎮一線登陸，正式進入常熟戰場。  洋槍隊形像 面對太平軍在常熟城外“層層阻隔、聲息難通”的營壘和防線，戈登并不急于進攻，而是著手鞏固己方的登陸場和橋頭堡。 有了常勝軍的成功試水，李鴻章信心大增。但他對戈登在福山一線按兵不動又頗有微詞，在他看來，“現在福山營盤扎定，而賊營壘更堅”，況且“救兵如救火”。 眼見常熟城內的局勢日益危急，3月2日李鴻章命心腹幕僚劉秉章會同潘鼎新、劉銘傳兩部淮軍3000余人，在福山上游的兩洋港登陸，試圖搶在常勝軍之前展開攻勢，解常熟之圍。 但事實證明，太平軍在常熟外線集結了龐大的野戰兵團，潘鼎新、劉銘傳所部成功登陸后，很快便在同觀山一線被陳炳文所部太平軍擊潰。如果不是淮揚水師的艦炮支援，淮軍差點就被趕下了長江。 直到4月初，浙江方向的左宗棠對杭州展開進攻，迫使陳炳文率部回救，淮軍才在常勝軍的重炮掩護下，攻破太平軍的防線。面對內外作戰的不利局面，主持對常熟全線圍攻的譚紹光只能選擇撤回蘇州。 至此，長達70余天的常熟攻防戰落下帷幕。戈登作為西方職業軍官，采取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均獲得了不俗的成績，事后李鴻章也不得不為其請功。不過戈登未必看重一個“總兵”的頭銜，畢竟他的身上背負著大英帝國更為宏大的戰略目標。 穩固了常熟、福山一線之后，淮軍在蘇州北部構筑了一個空前強大的戰略突出部，直接威脅李秀成中心據點與無錫、常州之間的聯系。要打通常熟與上海之間的聯系，淮軍仍必須攻克蘇州正面的太倉、昆山兩城。 但在蔡元隆的努力下，此時太平軍已經在太倉城外構建了“高過于城，堅亦如之”的兩道石卡，在城內也修筑了能防御火炮的月城和地窖等工事。 可就在一場攻守大戰即將展開的前夜，蔡元隆的乞降使者突然出現在李鴻章的淮軍大帳中。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所有戰爭指揮者夢寐以求的局面，于是李鴻章親自與其約定，4月26日雙方在太倉城外舉行受降儀式。  戰場上的清軍形象 就在太倉前線的淮軍將領李鶴章和程學啟滿心歡喜地在城外等待太平軍繳械之際，蔡元隆所部突然從四門沖殺而出。程學啟畢竟是沙場老將，此前便從種種蛛絲馬跡中嗅到了危機，早已命所部做好戰斗準備，因此損失不大；但李鶴章所部卻被太平軍擊潰，其本人也大腿受傷，險些被俘。 李鴻章無奈之下只能將戈登所部常勝軍從常熟調到太倉加入戰局。憑借著強大的火炮優勢，常勝軍最終轟塌太倉城垣，與程學啟所部并肩沖入城中，蔡元隆巷戰失利只能突圍而去。 客觀地說，蔡元隆的詐降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戰果，但也令淮軍上下日后對太平軍的乞降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感。5月1日，馳援太倉的太平軍水師李改熙所部在被淮軍包圍后宣布投降，但仍被程學啟悉數屠戮，正式開啟了淮軍在蘇州戰場上大量殺降的序幕。 攻占太倉令淮軍打通了常熟與上海之間的陸路聯系，蘇州東、北兩線均已暴露在淮軍的兵鋒之下。李鴻章本意再接再厲，命程學啟會同戈登所部常勝軍直趨昆山，徹底踹開蘇州的東大門，但戈登卻以需要體整為名，將常勝軍帶回了松江。戈登這一出“撂挑子”，自然令李鴻章頗為不快。 5月10日，他親自由嘉定趕赴太倉，與胞弟李鶴章共同制定水陸會攻昆山的計劃。表面上，李鴻章仍要求戈登“如期赴昆山會剿”，但從一系列部署來看，李鴻章有意拋開常勝軍，迅速結束戰斗。 可惜的是，李鴻章擬定的“割裂蘇(州)昆(山)、水陸并進”計劃，恰好撞上了指揮蘇州保衛戰的譚紹光“以攻代守”的戰略反擊。昆山戰役剛一打響，太平軍主力便從蘇州向太倉方向發動反撲，淮軍不得不將大批兵力轉向防御。直到5月27日，常勝軍在戈登的帶領下重新回到戰場，淮軍才逐漸打開了局面。 5月29日，戈登與程學啟所部乘坐輪船，避開猬集于太倉城下的太平軍主力，奔襲蘇州與昆山之間的正義鎮。譚紹光沒有預料到淮軍會突然迂回自己的后路，集中兵力試圖奪回該地，但密集沖鋒的太平軍士兵每每都被常勝軍的優勢火力所擊退。 腹背受敵的太平軍最終呈現崩潰之勢，除了譚紹光率少數親兵從陽澄湖退回蘇州外，太平軍上萬精銳幾乎悉數覆滅于昆山城下。至此，太平軍在蘇州戰場徹底失去了主動權，只能龜縮于蘇州城內準備憑城死守。 李秀成像 6月4日，隨著淮軍先后攻克蘇州婁門外的唯亭、界浦、甪直諸鎮，對蘇州的總攻也即將展開。此時手中已經握有4萬人馬的李鴻章展開了三路大軍：程學啟率淮軍精銳為中路軍，由昆山直趨蘇州；李鶴章、劉銘傳指揮的北路軍負責從常熟直撲江陰、無錫，威脅蘇州太平軍的后路；南路軍則淮揚水師為主，從太湖進犯吳江、平望一線。 至于戈登所率常勝軍，李鴻章再度將其置于“板凳隊員”的位置，要其“移駐昆山，援應各路”。但諷刺的是，每每試圖擺脫常勝軍的李鴻章，最終常常不得不倚重它。 就在李鴻章信心滿滿地想要三路會剿拿下蘇州之際，李秀成突然從天京戰場回到了蘇州，而在其身后還有以李世賢為首的太平軍十數萬水陸大軍。 蘇州保衛戰最為關鍵的1863年9月末，李秀成趕回蘇州城內指揮譚紹光、郜永寬等諸王迎戰淮軍，在此期間太平軍并未擊退淮軍的攻勢。9月28日，淮軍攻克蘇州城外要沖——寶帶橋，直趨蘇州南城的盤門一線。李秀成親自指揮反擊，也不過堪堪守住了城垣一線。 李鴻章并不急于奪取蘇州。在他看來，蘇州此時外圍據點盡失，已成淮軍的囊中之物；但蘇州以北的無錫、常州兩座堅城仍在太平軍手中，與其付出巨大的傷亡強行攻堅，不如圍點打援，在蘇州外圍的野戰中聚殲太平軍主力。 10月2日，太平軍潮王黃子隆、侍王李世賢、章王林紹璋各部從無錫出擊，試圖打破淮軍對蘇州的圍攻，但卻遭遇李鶴章、張樹聲所部淮軍的迎頭痛擊。他們不僅未能緩解蘇州的城防壓力，反而被淮軍壓制在無錫城內。 太平軍在蘇南戰場度面臨蘇州、無錫同時告急的局面。于是李秀成試圖集中兵力猛撲淮軍位于蘇、錫之間的大橋角營壘。 淮軍在大橋角雖然僅有周壽昌所部三營的兵力，但依托深壕高壘和強大的火力，周壽昌所部面對太平軍的水陸圍攻，仍堅守到了淮軍主力從外線發起反攻。 太平軍在大橋角的兵敗，宣告了李秀成從無錫方面支援蘇州企圖的破產。11月初，在蘇州各城門均遭淮軍猛攻的情況下，李秀成離開蘇州，徘徊于蘇州與無錫之間的茅塘橋一線。 戈登像 顯然，此時的李秀成所部在“進北攻南”的行動中損失了太多的有生力量，而其本人的政治權威更因與洪秀全的戰略分歧而岌岌可危。李秀成在自述中曾宣稱，自己“啟奏不入，實佞臣之所由惑主而行，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蘇州各縣”。 事實上，此時蘇南太平軍各部早已失去了統一指揮。各路王侯均從自身的地盤和利益出發，或保兵避戰，或與清廷暗通款曲。 11月22日，李秀成從無錫進援蘇州，被程學啟擊敗。至此，蘇州外線各交通要道均為淮軍所控制。11月28日，李秀成從木瀆小道潛回蘇州城內，與譚紹光、郜永寬等心腹愛將進行會商。 李秀成提議蘇州守軍突圍，但郜永寬等人已與李鴻章協定出降，因此，對李秀成的提議裝聾作啞。無奈之下，李秀成只能帶領蘇州城內的萬余心腹部隊從小路突圍。至此蘇州保衛戰進入了最后的階段。 就在李鴻章準備入城受降之際，常勝軍統帥戈登的突然介入，令蘇州城內降軍的命運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出于保存實力和消滅異己的雙重考量，李鴻章每每以常勝軍為先鋒展開攻堅。 戈登雖然以蒸汽戰艦利用蘇南水網竭力避開太平軍的堡壘，更多地借助炮兵火力殺傷對手，但常勝軍仍不得不面對成立以來最為嚴峻的戰斗減員和逃亡現象。為了彌補損失，更為了保全和壯大常勝軍這顆棋子，戈登開始在戰場上大量收編太平軍戰俘。 僅在蘇州周邊的昆山和太倉兩地，常勝軍便吸納了2700名太平軍戰俘。常勝軍如此瘋狂的膨脹速度，最終令李鴻章在滿懷猜忌的心理下，導演了中國近代史上頗為著名的“蘇州殺降”事件。 所謂“蘇州殺降”，指的是控制著蘇州城內四分之三兵力的郜永寬等8位太平軍指揮官及其部眾，在開城投降后被清軍大肆屠戮。 圍攻蘇州 由于與譚紹光不合，且對太平天國運動失去信心，郜永寬等人暗中向李鴻章請降，他們于1863年12月4日刺殺譚紹光，正式開城向清軍投降。但李鴻章隨即在婁門外以“鴻門宴”的方式，捕殺郜永寬等人。 之后，李鴻章安排程學啟等人，帶領淮軍于12月5日和6日前后兩次剿殺大批太平軍部下。殺降20天后，《中國之友報》的記者發現拋滿尸體的河道依舊還帶有血色，地下3英尺都浸染了鮮血。 整個事件表面上看與常勝軍關系不大，但事發之后戈登的反應卻異常激烈，甚至第一時間跳上蒸汽戰艦駛抵李鴻章大營欲逮捕這位封疆大吏。 李鴻章此時恰好前往蘇州參加入城儀式，才僥幸躲過一劫。但戈登還是不依不饒，他召集常勝軍土兵，宣揚“蘇州殺降”事件，聲稱除非清政府對這種行為給以處分，否則不會再為其服務。 事后英國政府將戈登的過激行為解釋為“一時沖動”和“對公然背信棄義的憤怒”。但戈登在郜永寬等人叛降前后的一些部署仍引起了世人的懷疑。 正是考慮到戈登有意將城內數萬太平軍悉數編入自己的常勝軍，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深知“濫殺降眾，必堅其必死之心”的李鴻章才不得不鋌而走險，先發制人。 在事態惡化之后，李鴻章也向清政府明確表示：“戈登利心頗大，常勝軍霸住要挾，不知又耗許多財力。其實該軍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軍，屢稱對仗，迄未動手，鴻章與諸將亦甚不懼怯也。”顯然，李鴻章已經做好了應對事態進一步發酵的準備。 戈登 戈登雖然負氣將常勝軍拉到昆山，擺出一副不聽調遣的架勢，但是僅僅過了2個月，這位自詡高貴的英國紳士便不得不主動與李鴻章謀求和解。戈登如此積極地要求歸隊，倒并非出于什么特殊考慮，只是因為常勝軍的餉銀全部仰賴李鴻章的撥款罷了。 早在蘇州戰役之前，常勝軍便已經面臨欠餉的危機。深蘊官場之道的李鴻章一邊以“已作債帥，只好債多不愁”的方式自嘲和寬慰對方，一邊在奏折上坦誠心計： “邇來戈登利欲頗大，需索多端，一若余為財神。渠揚言，如不發餉，弁勇無意效命。余告曰，克復蘇垣，即發欠餉，并額外犒賞。” 現在蘇州已經攻陷，真的與李鴻章撕破臉皮，吃虧的自然還是戈登和常勝軍。經歷了“蘇州殺降”的風波之后，李鴻章對常勝軍的使用更為肆無忌憚。 明知常州一線的太平軍將領獲知部永寬等人的結局后準備死戰到底，李鴻章仍要求常勝軍北上攻堅。結果不出所料，常勝軍在攻克金壇、華墅等地時都出現了重大傷亡。 在常州城的攻防戰中，戈登更是一氣損失了27位軍官。面對承受著密集的葡萄彈、霰彈轟擊仍死戰不退的太平軍，戈登陷入了空前的絕望。李鴻章則幸災樂的地表示“戈登終于親見常勝軍的不得力。” 洋槍隊走入歷史 攻陷常州的殊榮最終落入了湘軍名將鮑超囊中。戈登雖然也借此升任為提督，但是不得不忍痛接受李鴻章的解散常勝軍的建議。 帶著唏噓和遺憾，戈登跳上了英國海軍的戰艦趕往天京前線，希望能在湘軍那邊尋找“就業”機會。面對反復推銷自己炮兵的戈登，曾國荃顯得興趣不大。 就在戈登抱怨清帝國“不思變革”，堅信其暫時無力攻克天京的一個月后，曾國荃以中國傳統的地道戰術攻陷了太平天國的首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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